《环球时报》一篇揭露武汉医院疫情爆发内幕的调查报导遭到删除。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突破中共宣传部门的管控，讲真话多一系列报道的最新一篇。
在中国官方媒体里，仍有一些想说真话、做真实新闻的记者们。在新闻审查对高压下，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
人在武汉的中国党媒记者Henry Jiang采写完一篇报导，关于志愿者如何在小区服务。“正能量、温馨、中国小人物的故事”，他心里想着，这应该符合编辑的需求。
他说，稿最后“被毙了”。
“领导的意思是……不让宣传民间的力量。怎么说呢? 就是稿子也不知道怎么写。”
Henry Jiang担心自己的安全，以英文名受访。
中国官媒基层记者: 可不可以别让我演戏?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言论管控的大刀砍下，连官方媒体的基层记者也感到无所适从。
《环球时报》的特派武汉记者樊巍3月16日发出一篇调查报导《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樊巍透过采访一线医生，揭露了此次疫情上报遭隐匿、李文亮医生遭威胁开除、医疗人员不被允许穿防护服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种种事实。
文稿刊出不久后，也遭到删除。
二月底，向来被视为中共中宣部掌控舆情主旋律的另外两家官媒《新华社》和《光明日报》，不约而同地刊发了“鼓励讲真话”的文章，不久后，也遭到删除。
“我们在一线，现在疫情素材很多，到处都是故事素材能写，照事实写…….也不行。”Henry Jiang说，这类抱怨即使在党营媒体内也不断滋长。他自嘲，有能力的人离职，没有能力的人就继续配合党机器“当演员”。
另一位在中国国有媒体工作的记者CindyYu也用同样的自嘲方式形容自己的采访工作 “像是导演一样”。她的领导直接要求她交出受访者“夸赞中国”的影片。她有次私下向领导抱怨，“有政治任务我了解，但可不可以不要让我演戏?”
监督型报导 被视为对党不忠
中国的党营媒体并非一直是如此光景。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央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节目，仍做出一些经典调查报导。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本台表示，“过去，为民喉舌、为民监督，与党媒的身分并不矛盾。”
不过，在2016年习近平造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三家国家级官方媒体，明确命令官方媒体”必须姓党”后，官方媒体的处境出现变化。
方可成说， “当政治忠诚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监督报导被视为一个不忠诚的体现……比如你去报导一些灾难事件时，你对这个事件的追责、反思，能够到什么程度？你是只能去追责到一个基层官员？还是到第一个主政的地方官员？还是能追责、反思背后的体系？”
失去完全独立性、调查性的中国官方媒体，成为公权力机构的直接传声筒。
中国媒体人的纠结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堂上，前南方周末记者、助理教授方可成播放着《佐拉与老虎庙》的纪录片。影片记述着中国最早的两位公民记者的周曙光和张世和，如何揭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不为人知的腐化、污染、土地掠夺和贫困加剧的故事。
80后、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的方可成说，他能观察到台下这群即将或可能进入中国新闻界的00后的焦虑与纠结。
”比起我读书的时候，防火墙没那么高，社会上还是有活跃的公民社会、NGO，当时学生想参与公共事件、跟这些人交流是有管道的。但现在可能这种无力、顾虑的感觉，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方可成说，这些新闻人们还要面临来自同学、或在网上被举报的压力。
方可成所创立的微信公号“新闻实验室”一直是中国媒体人及学生们的重要阅读指南。2020年2月29日晚上，这个号遭到永久封禁。
方可成说，他还是会继续书写，也继续鼓励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
“我不是担心大家太过冒进，反而是担心大家太过小心。＂
他观察，中国媒体人现在是一个过度谨慎的状态。而越少人愿意说真话，这个社会就越加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