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制造的第一起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
胡风生平
胡风是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1902年，胡风出生于湖北省靳春县。192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赴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左翼文化活动。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次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后驱逐回国。在上海，胡风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活动，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1938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1年，撤退到香港，编辑出版文学杂志《希望》。1942年至1943年，从香港辗转到重庆，继续办《七月》、《希望》，声誉日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等。
1949年中共建政后，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到了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受到疾风暴雨似的大批判。1955年5月18日被逮捕。关押10年后，1965年，被判刑14年；1970年，被判无期徒刑；先后被监禁20多年。
1979年出狱；1980年，获初步平反；1988年，获彻底平反。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1985年9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毛泽东强加的罪名
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最得力的助手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述。刘吹捧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文艺方面，1942年5月，毛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认为，文艺是党的工具，必须为党的目标服务。此后，毛的这个讲话成了中共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示”。
但是，对于胡风这些当时不在延安、仍保有一些独立思想的文化人来说，毛的这个讲话，不能算著文艺的“金科玉律”，他仍坚持主张，文艺应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等。
从1948年到1954年，紧跟毛的一些中共文人，多次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但是，胡风一直不服，1954年3-7月，写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1954年7月22日，请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转呈毛泽东等。
胡风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当时毛的“文艺总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声称与以周扬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
而在当时，周扬的文艺思想，就是毛的文艺思想。在毛看来，否定周扬，就是否定毛。于是，毛亲自出马，给胡风扣上各种罪名，加以猛烈批判。
比如，1955年5月24日，毛为《人民日报》写的按语中称：胡风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为骨干组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
又比如，1955年6月10日，毛为《人民日报》写的按语中称：“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毛强加在胡风头上的这些罪名，可谓骇人听闻。
“胡风反革命集团”株连甚广
1955年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组长是时任中宣部长陆定一，副组长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组员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最高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等。
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专家有路翎、阿垅、贾植芳、谢韬、王元化、何满子等。
当时，毛泽东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搞一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个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
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被平反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称：“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证明胡风有“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1980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案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
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最后彻底平反。
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也好，毛手下的“御用文人”也好，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批判全是错的。
毛泽东为何要整胡风
1942年毛发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对毛的造神运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是194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的《东方红》。其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权成功之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遍全中国。
入主中南海，成了“大救星”，被高呼“万岁”的毛，大有“君临天下”之势。但是，如何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俯首帖耳，仍是毛必须应对的一件大事。
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对知识分子强制洗脑，形象的说法有“洗澡”、“脱裤子”、“割尾巴”等。由此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运动，各种书面交代、检讨、反省，充斥中共党媒和领导案头。
从1951年至1954年，中共采取各种办法，逼迫胡风就范，用周恩来的话说，“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判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但是，胡风生性倔强，恃才傲物，直到1954年，胡风在其文艺思想上，坚持不低头，不认错，不检讨。不仅如此，还在1954年7月给毛上了“三十万言书”。
胡坚持不把他的文艺思想统一到毛思想上，这是毛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毛亲自上阵，“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轮番进攻，还不行，就动用专政机器，抓捕、关押、判刑。总之，不服不行。
毛在发动对胡风批判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肃反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谈到：“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
借着整胡风，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整胡风，也是为了整其他敢冒犯毛的知识分子。
结语
毛泽东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只是毛当政27年发动的一系列整人运动中制造的全国范围灾难中的其中一个而已。此后，曾积极追随毛整肃胡风的人，后来都步了胡风的后尘。比如，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关秦城监狱10年，副部长周扬被关秦城监狱九年，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自杀未遂。
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过一首《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挨整者是否“人还是我人”，这里姑且不论，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中共“怨怨相报无终了”的悲凉与无奈。
中共不亡，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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