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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不洗手就帮毛挤毛囊炎 导致毛泽东严重化脓性感染

毛让江青登上她梦寐以求的政治舞台不是偶然之念。那时毛的私生活正起了巨大变化。在江青以毛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政治性活动不到一个月,毛和张玉凤便打得火热。

十中全会会后,南下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邀请毛下火车小住,组织了晚会。列车上的乘务员、服务员都参加了舞会。就在这次晚会上,毛开始注意到张玉凤。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以后,等到舞会结束,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毛的住室,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后,又复上车。车行驶以后,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

1972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的左手紧握张玉凤
1972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的左手紧握张玉凤

江青不在时,毛身边总有数个“女友”随侍在身。这次南下跟张“相好”之后,毛下车时,仍将她留在专列上。毛住接待所时,就由别的“女友”陪侍。六二年秋季,毛当时接近的是两位女机要员。毛在上海时住的是新建成的西郊宾馆,两位机要员在那侍候他。柯庆施在六〇年初期为毛盖了这座大宾馆。

毛在上海,醒着的时间大都在以前法国租界内的锦江俱乐部休息。下午睡醒后,我们便乘毛那辆防弹、苏联的吉斯车进城网俱乐部。他在那儿阅批公文,和“女友”消遣,凌晨两、三点再返回西郊宾馆。

我们一些随从一块同毛乘车去俱乐部。江青那时也在上海,但她都住在宾馆。毛回去时,她已熟睡。毛和江两人的作息时间相差太大,很少见面。这几年毛的私生活越加肆无忌惮,江青也心知肚明。毛天天回西郊去睡一觉只是虚晃一枪,给江青面子。我想毛和江青是做好了协议,只要江青不涉毛的私生活,毛不会跟她离婚,允许江青在政治上一逞其野心。

毛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信任江,毛清楚只要摘掉了毛夫人的头衔,江青就什么也不是。江青终于向政坛上伸出魔爪了。

张玉凤多年后才成为毛的专宠。毛一开始时并不完全信任张,张老家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区,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毛告诉我,张玉凤曾跟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做女佣。张可能有一半日本人血统,因此毛怀疑张是日本特务。我对张的身世不清楚,毛很久以后才对张放下戒心。

我和张玉凤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紧张。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后,回北京的车程,毛有天叫我到他的卧车去。

他躺在床上,穿着睡衣,敞着怀。张玉凤站在床旁。毛看我进去后,说“这痛得很。”他用手指左胸,又说“人也不舒服。”

我俯身下去,看到毛的左胸表面长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毛囊炎。我给他量了体温,并不发烧。我给他检查,胸部和腋窝都没有发现淋巴结肿大,也没有压痛。

我问张玉凤这个小疙瘩是怎么起来的。

张说“不知道。”

我说“是不是抓时,掐破了,才感染?”毛有搔症,在皮肤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要用指甲掐破,才能止。他自己抓不到或不方便的地方,便叫伺候他的人掐。

检查的时候,张玉凤将脸背着毛,对我直眨眼。

我给他上了药膏,放上纱布垫,用胶布固定好。我还说“这很容易好,也用不着吃药或打针。但千万不要抓破。”我建议用热敷,但毛拒绝了。

到晚上又叫我去了,这时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那疙瘩已有黄豆大小,底部红硬隆起,周围泛有潮红,皮内有一红线伸向左腋。毛的前额发烫,测体温是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说“现在感染在向全身扩散,要注射青霉素。”

毛要我立刻给割开。我说“感染没有局限化疙瘩不成熟,不能硬割开,否则越搞越坏。左胸和左腋,还要不断热敷。”

毛不同意注射青霉素,于是口服四环素。我又向毛和张玉凤说“可不能再挤了,再挤就更加厉害了。”

我很担心。毛告诉我,张替他掐过疙瘩。现在感染变严重了。我跟毛、张嘱咐不能再掐,但我不放心,万一恶化了怎么办?于是在火车上我打了电话给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告诉他这一经过情况。史很着急,报告了周恩来,然后又给我打电话,要派些医生和护士来。我说要来也得报告毛,毛同意了再来。不过目前来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吃药加局部热敷,等待局部成熟了才能做下一步治疗。

汪东兴插嘴说“大夫,你怎么这么死板、天真。你不让挤,还是挤了。以后的治疗,也不一定都听你的。让他们来了,大家负责。万一再坏了,互相可以有证明,否则有口难辩。这可不是单纯的医疗技术问题。”

我向毛说明北京要派医生和护士到火车上来。毛同意让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来。他说“有护士长在这,先不要来护士了。”

于是计苏华坐飞机,赶到南京,上了火车。

毛这时脓肿已经有核桃大小,表面上有五六个脓点,底下肿硬潮红已经有小桃子那么大,这已经是痈了。左腋淋巴结也肿胀红硬。

毛是第一次见到计苏华。毛为了使计不紧张,让计坐在床边,问计的姓名和籍贯,然后说“姓计的不多见。清代曾有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姓计,叫计六奇,是你们一家人吧?”计回答说,不知道。

毛说“你大概只知道行医,将本家人都不知道了。”

计很紧张,满头大汗,两手也颤动个不停。计将毛左胸上的纱布垫揭掉后,一看脓肿就说“这是挤过了吧?”毛和张玉凤都不作声。

检查完毕后,计悄悄对我说“这很重啊。”我们商量,如果是简单的脓肿,成熟了可以切开,让脓流出来。但痈是棘手问题,开刀时机不对有可能扩大感染,发可致命的败血病。毛的卧车没有地方放器械。我提出仍继续吃四环素和左胸左腋热敷,明天再割开放脓。计又征求毛的意见。毛同意了。

第二天毛左胸的脓肿顶端稍微变软。计提出将顶部切开一点。

没几天就回到了北京。又过了五天,左胸脓肿才完全软化。切开后,流出很多脓。但左腋淋巴结却越加肿胀。过了三天,将左腋脓肿切开。以后就是每天换药,这时已是六月底。

七月中旬时,切口还没完全长好。我不主张让毛去北戴河,江青十分不高兴。我怕毛到了北戴河,要是执意去游泳,什么人也没有办法挡得了他,伤口再感染了怎么办?江青咕哝,毛不去北戴河,其他领导谁都不好动。毛在北京生病时,他们怎么能去避暑呢?她抱怨这下度假的事都泡汤了。

毛自己也没料到一个搔破的小肿块会变得这么严重,毛同我讲“现在好了。在火车上,你起先给我看,说得毫无问题,最后闹得成了这么大的问题。哪是几天哪,是十几天。这真是‘小泥鳅翻巨浪’。你起先应该这么讲,这个病可能很快好,但是也可能要厉害起来。这么讲就两面都站住脚了,就不会说不中了。”

我说“行,以后就这样讲。”

张玉凤为我不肯替她推卸搔、挤的责任而愤恨不平。我清楚一定是张没有洗手就帮毛掐破而感染,而且不止一次挤过。毛至死前也一直为此事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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