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持续反腐之下，出现许多隐形腐败方式。官媒日前披露一批“逃逸式辞职（离职）”案例，直指当局难以解决。
观察人士指，这说明中共整个官场人心涣散，所有的人都是捞一把就赶紧走，中共政权正在解体。
《中国新闻周刊》1月3日报导，引用官媒《半月谈》的资料称，今年以来，中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一批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
据称，所谓“逃逸式辞职（离职）”，就是有的官员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一辞了之”。
报导说，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的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隐形变异腐败行为。
报导列举一批案例：
2022年11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被查。沈曙寰生于1979年4月，他曾想通过辞职逃避调查。
2022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被查，他被指在行吃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辞职”。
2022年2月，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被查。2019年，时年58岁的江传宝主动辞职。官方通报指江传宝违规发放贷款，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
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被定性为“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从2001年2月，就在中国光大银行任职，2018年9月，在60岁到来前夕，他主动辞职。而此前张华宇已利用权力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他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2022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被查。黄曦在建行工作整整32年。2018年7月，时年不足54岁的黄曦辞职。一个月后，她便加入地产公司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官方通报称，黄曦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
2016年9月，时年只有51岁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申请提前退休。据报，当年夏天，重庆某铝业公司总经理朱某请姜廷宪喝茶。朱某正在筹划一个再生铝项目，想请姜廷宪出马做前期筹备工作，并许诺给他50万元年薪和6%的股份。
还有其它案例不一一列出。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杭州市纪委监委官员李火春称，中共官员已改变“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模式，企图通过延期兑付的手段逃避处理。
报导还说，针对部分公职人员的离职腐败问题，确实监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人离职或退休后，进入家族式企业包括同学、战友、老乡等开办的企业，监管的难度更大。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1月3日对大纪元说，中共越反越腐，官员的贪腐其实越来越厉害，花样百出。从这种逃逸式辞职就反映出来了。
时事评论员惠虎宇1月3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近打击这种逃逸式辞职，这些官员实际上都是低层官员。他们已经上升无望了，就选择辞职，给自己找一条退路。比如在企业中任职，利用他以前在官场上的资源，在商业领域再给自己开一条路。这是这些官员辞职的一个原因。
但他认为，其实整个中共官场无官不贪。那些大贪官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到国外去了。如果按逃逸式辞职这个概念，这些外逃的大贪官，也可以认为是逃逸式移民。
惠虎宇表示，整个中共官场，无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官员，都是为了贪污，肯定要找一条后路。高官的后路在国外，低级的官员，看着形势不对，赶紧在国内给自己找退路。
他说，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官都已经把自己的财产、子女转到国外，甚至成为外国公民。他往国外逃，中共基本上是鞭长莫及，管不住，中共只能去打击国内逃逸式辞职这部分人。
惠虎宇说，“中共整个官场人心涣散，没有人真正地为这个政权服务，所有人都是捞一把就赶紧走，都是这种心态，说明中共政权正在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