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窃取中华政权之后，一方面毁灭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篡改，将中华民族敬天信神、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改造为无神论主导下的战天斗地式的斗争文化，中共斗争哲学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叫做——人定胜天。
中共剥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所对应的天命和天意的内涵，将其解读成没有神灵控制的自然力量，“人定胜天”在中共辞典里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没有神仙玉皇，人是天地的主宰，人可以通过把握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和战胜一切自然力量。当然，这里的“人”，背后所指的其实就是党，意思就是在中共领导下，中国人民可改天换地，可以征服和改造大自然。
在“人定胜天”的蛊惑下，中共不但煽动无知的人们去砸毁寺庙，摧毁佛像，迫害修炼人，也指挥着人们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名义，去毁坏生态环境，破坏山川河流，污染空气、土地和水资源，将中国人拖入一场又一场针对有神论信仰和自然力量的战争之中，中华大地成为中共“人定胜天”邪念的实验场。
“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社会改造计划
1956年中共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经济资源已经完全掌控在中共手中，1957年中共对敢于提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发起整肃，将57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其后中华民国时期在文化领域引以为傲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在中国社会几乎消失殆尽，中共领袖的意志可直达社会基层，畅通无阻。
于是1958年毛泽东开启了中共历史上第一轮验证“人定胜天”思想的社会实验，开始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言，不断炮制亩产上万斤的谎言。这场试图通过贯彻领袖意志来改造社会生产力，从而“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疯狂社会改造计划，后果是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地狱，据不同统计数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三年大饥荒饿死约3000万到4500万人，期间还发生了惨烈的人吃人的悲剧。
大建水库 江河的慢性死亡与天灾
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共在黄河修建了三门峡水电站，这是中共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三门峡水电站被证明是一大败笔，其发电量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准，却导致上游渭河的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场稍大一点的洪水就会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酿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
中共并没有从三门峡工程中汲取任何有益的教训，而是将这种摧毁中国江河生态的水电工程遍地开花，掀起了兴建水电站的热潮。如今全球最大的20座水电站，中国占了11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峡大坝。三峡大坝兴建之后，不仅阻碍了长江的航运能力，污染长江水源，也使三峡周边地区灾害频发，包括极端的干旱，极端的水涝，大地震、山体滑坡等。三峡大坝兴建后，四川大型地震频发，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三峡大坝的危害在中共高层是心知肚明，在三峡大坝落成典礼上，中共最高当局没有一个常委敢出席。
除大型水电站，中国的小水电站更是多如牛毛。据中共央视2018年的一个报导，江西省崇义县乐洞乡乐洞河29公里长的河道上分布有10座小水电，距离最近的电站相隔仅百米。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水电站不仅破坏环境，也危害着下游民众的生命安全。1976年河南驻马店多个大型水库连环决堤，造成下游地区死亡人数总计高达二十余万。2021年7月，郑州地区下暴雨，当地政府在不发通知的情况下偷偷泄洪，造成水淹郑州，很多民众被淹死在城市的隧道中，官方统计有380人死亡，而民间统计死亡及失踪人数近万人。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江河和自然万物都有其自然生命，拦截江河筑坝，不但毁坏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会导致江河本身的缓慢死亡。与中共拦河筑坝大肆毁坏江河生态相反的是，战国时代中国古人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没有对自然和生态造成破坏，本质上还是一项对自然环境的优化改造工程，都江堰已使用了2000多年，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发挥著作用。都江堰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古代工程领域的完美体现，是中国古代工程学的代表之作，迄今无人能够超越，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惟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以粮为纲 破坏山地、草原、湖区
1960年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草原和湖区，拉开了大规模毁坏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序幕。
在林区，中共的粮食生产与林业争地，导致森林资源遭受破坏，民谣中说“上山砍树，毁林开荒，开山种粮，越种越荒”。历史上曾经孕育东胡、鲜卑、契丹、蒙古民族的大兴安岭，在中共统治下，森林边缘向北退缩了200公里。
在湖区，中共过度围湖造田，破坏了湖泊生态，民谣中说“以粮为纲，全面插秧”“向荒湖进军，插秧插到湖中心”。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在中共建政初期拥有百亩以上的湖泊1332个，因中共围湖造田，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843个，三湖、白鹭湖等著名大湖从江汉平原“蒸发”。到1978年时，洞庭湖面积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缩减到2691平方公里，曾经的“八百里洞庭”湖面萎缩了一半。
在牧区，中共过分开垦草地种粮，导致土地沙漠化及沙尘暴灾害。民谣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南蒙古大呼拉尔泰（议会）主席席海明对大纪元表示，草原那地方不适合种地，中共想人定胜天，派兵团有一部分就是开荒种地，刚开始可能还像那么回事，因为土地原来的营养或者还在里面，过了几年以后，像巴彦淖尔盟就是土地盐碱化。
倾体制之力 全面摧毁生态环境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计划经济”，限制人们自由经营，国家主导下的生产经营效率低下，经济体量小，中共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力还没有全面展开。而改革开放后，中共将所有权（公有）和使用权（私营）分离，形成“公有制+私营制”这样一种怪胎，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生态环境破坏力最大的一种经济体制，公有制意味着所有自然资源包括森林、草原、土地、水源、矿产的产权都是无主的，而私营制则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开发这些无主的公共资源，而没有人去保护生态环境。此外，中共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在文化领域扼杀了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也帮助维护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长久运作。
中共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生态环境毁灭的潘多拉魔盒，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水资源全面污染，为了维持有水可饮，中共下调了水质标准，现在中国的饮用水水质是以前的工业用水级别；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被重金属污染；38%的国土被沙漠化；空气污染更是怵目惊心，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10污染城市，中国占据了7个，空气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160万人死亡，全球排名第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累的财富，主要是靠挖空地下资源、破坏子孙后代生存的环境来获取，如果将环境保护的成本计算在内，中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是负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杀性的经济系统。随着中国环境污染的越发严重，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迫害佛法修炼者 与神佛开战
在“人定胜天”邪念的操控下，中共不仅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其对中国人敬畏天命信仰的摧毁更是罄竹难书，因为唯有摧毁人们心中敬天信神、奉行天命的信仰，人们才会跟着中共去战天斗地，甚至迫害佛法修行者，与神佛开战。
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系统地摧毁中华儒释道信仰，建立了中共无神论一统天下的文化极权，为其在中华大地上实施各类“人定胜天”的社会试验奠定了基础。文革中，中共的红卫兵红小兵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砸毁佛像、焚烧佛经、迫害僧侣，这都是被中共抹去敬天命信仰之后必然的表现。
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的出现，让中国人再度恢复了对天命和神佛的信仰，法轮功因此受到了中共最残酷的镇压。1999年7月，在前党魁江泽民的亲自部署下，中共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佛法修炼者发动了最残酷的迫害运动，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指示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超过百种酷刑，以及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形式。这场迫害已经持续23年，至今仍未结束。
动态清零与病毒开战 反遭其噬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凭借挟持全球第二大经济容量的中国市场，中共更加狂妄，企图用“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证明其“制度优越性”和“道路自信”，中共拒绝引进外国开发的已经被证明有效的mRNA疫苗，也不让治疗新冠的药物进入中国，试图通过将全国人民封锁在家中而实现对病毒“清零”。
中共一方面将人们封锁在家中，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另一方面又强迫人们天天做核酸，每天逼使不同人群随机排队，制造群聚和密切接触，增加病毒全面扩散的机会。三年清零封控的结果适得其反，在全球的新冠疫情已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在全世界球迷已可零距离为卡塔尔世界杯狂欢之际，2022年末，新冠病毒在中国以三年来前所未有的凶猛姿态再度大爆发。
据中共卫健委内部会议公布数据，短短二十天内，全国感染人数已接近2.5亿，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在12月29日说，很多大城市感染率已超过50%，到过年时将达到80%。英国健康数据公司Airfinity 12月30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每天有1.1万人染疫死亡，预计到明年4月底，中国将有170万人因感染COVID-19死亡。
天灭中共降大疫 撑中共官员染疫亡
天意远远高于人谋，善恶有报是千古以来不可抗拒的铁律，中共藐视神佛、战天斗地的狂妄心态，对大自然和中国社会实施的一个个疯狂的控制和改造计划，对佛法修行人的肆意屠杀和迫害，不但给中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人祸和天灾，也使中共自身走向最终被天灭的不归之路。
早在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要“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在2022年末中国这波疫情海啸中，有个明显特征，就是病毒攻击方向性强，直奔撑中共的知名党员和体制内的名人而来。
在12月解封之后，大量中共体制内高官以及名人染疫死亡的消息不断传出，包括中共正部级退休官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兼党委书记陈景亮、原国防大学离休干部鞠开、曾演绎中共红色剧码《红色娘子军》的表演艺术家储兰兰、《人民日报》前记者杨良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胡钧，中共所谓的“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中共党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希钟，曾创作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河南著名剧作家杨林等。此外，在清华和北大两个学府，在一个月内就有三十多名教职员工离世，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或为中共宣传或站台的人。随着疫情的延续，这个名单的长度每天都在继续增加。
中华传统中人与天命的关系
东西文化都认为，人是神创造的，人在神面前只有谦卑地祈祷，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以后改正错误，才可得到神的庇护，才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人不能战胜由神控制的自然力量，更不可能战胜神和上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表述，但意思不是中共所说的“人可战胜自然力量和改造大自然”。与“人定胜天”相关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到了北宋，在文学家苏轼的《三槐堂铭》中，这句话流传成：“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这里的“天”是指天命，运数；“胜”也不是战胜的意思，而是超越、改变的意思；“定”在这句话里，也不是一定、必定的意思，而是意志的果决和坚毅。申包胥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在某些时候也可以改变天命和运数，但是最终天命还是能突破人的努力。
中华传统文化中讲天命，但天命不是绝对的不可更改，而是存在着很多变数，这与人的行为的善恶有直接关系。比如一个人做了很大的好事，积了大德，那么他原来命定的福报可以增加，寿命可延长等等，这一点在《了凡四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样，一个人要是做大坏事，就会减少阳寿，或者被削去福分。那么大到国家之间的兴衰成败，道理也是一样。
春秋时期，楚平王残暴无道，杀害伍子胥的父兄，招致伍子胥的报复而为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就是“人众者胜天”，或者“人定者胜天”的含义。但楚国气数未尽，虽然因平王暴虐而遭了劫难，伍子胥要灭亡楚国的努力最终不会得逞，于是申包胥在秦国借兵，又打败伍子胥恢复了楚国，这是“天定亦能破人”的意思。
伍子胥报仇的故事将中国文化中敬畏天命的内涵，以及天命和运数在善恶有报的规律下如何演变的深奥道理，演绎得淋漓尽致。
退出中共 是度过劫难的正道
与这个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中国文化是根植于信神的文化，敬神佛敬天地，追求与天地的和谐，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表现。中华文化以道家思想为道德之本，讲究顺应天道，执行天命；以儒家思想为伦理之本，讲究孝悌忠信，止于至善。内道外儒，出世思想与入世精神相互融合，交相辉映，从天道到人伦，从道德到礼仪，构建出“天地君亲师”的完整伦理体系。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因果报应、慈悲救度的思想和精神与道家学说相互映衬，共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体系。
中华儒道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社会关系）。在中华文化中，道家主要讲天人关系，同时向下涵盖社会关系，指导人伦。儒家主要讲人人关系，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在人事这个层次讲和谐社会，同时也上达天道，具有本体意义。天地的属性在人间的表现就是“仁和义”，所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
而中共宣导并积极引导的是一种最恶性的斗争关系，宣扬“人定胜天”，追求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甚至与病毒斗，在文化观念上斩断人与神、人与自然的连接，恶化了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把中国人逼入了一种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不可共生的绝境。
从“无神论”到“人定胜天”，中共窃取中华政权的目的，就是为毁灭中华神传文化、摧毁中华的锦绣山河以及危害华夏儿女的生存，这样一个逆天叛道、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政权，其注定要遭到天报，而报应已降临。
2022年末，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席卷全国，中共体制内名人或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染疫死亡。面对中共带来的这波天灾，中国人也面临着生死抉择，唯有申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与中共彻底划清界线，放弃一切“人定胜天”的观念，在上天面前诚心反省，重新回归敬天知命的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度过这场劫难的唯一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