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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国时期中国大地大师辈出?共产党上台后几乎全被整死或饿死夹边沟内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民国时期出了很多位著名的学者,如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等,等等。那时民国办教育有什么高明之处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1、免费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格外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毕业于在湖南师范学校。1946年国民政府还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精准,要求明细,兹列举几点如下:“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2、补足教育经费

《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看看今天有没有差距?

3、教师高薪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那时的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连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简直让今人汗颜。

4、多样态的教育格局

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5、不遗余力投入教育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仅占5%,如此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却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免学杂费,外加免费每天的午餐,如果学生学校生活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不是债务,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抗战客观上为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出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民国精英留在大陆后的悲惨结局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十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五千余人,到1956年底有二千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新华社1944年2月2日文章。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

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

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

共产党上台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几乎全被整死或饿死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陈寅恪,一代大师,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四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吴宓,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丰子恺,漫画大师,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电脑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电脑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电脑专业,是中国电脑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胶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1949年后中国大陆科学家惨状一览

--作者:黄河清

民国大师
民国大师

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成立,中科院学部于1955年成立,学部委员233人,1993年改称院士。本文一律称院士。从1958年至1979年,二十一年间,中科院没有增加一名院士。为什么?折腾阶级斗争了。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回归59人,59位院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者46人。有中研院院士翁文灏,1951年从法国回大陆,系以战犯身份而非科学家受到中共事先承诺的宽待。故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者是59人,非现行资料中所说的包括翁在内的60人。

中科院院士233人,连同未进入中科院院士行列的原中研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文精英中的顶尖者。这247人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阶级斗争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官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是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着意的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瞒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完全彻底背离。

1949年后中国大陆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与1949年前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大师是两码事。1949前的中国刚从清帝制的旧陶范中走出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没有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共产党主政,和平的大环境已铸,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折腾半世纪余,科学家被划为敌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兵大众予以改造,以至整肃、批判、打倒的对象。大小三十余个政治运动每个历时数月至数年、十年,科学家都遭整肃或曰锻练。1952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如影随形终身相伴着每个科学家。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科学家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斗辱、下放劳动改造以至杀害。一言蔽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科研环境,较前半世纪的战火为祸更烈更深,科学家不仅不能静心研究科学,更遭全面的整肃,又如何能产生科学大师?!

1957年后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中华儿女在海外、港台的总数约六千万,不及大陆十三亿人的二十分之一。

科学家益世惠民,功在民族,功在国家,功在百姓,功在人类,功在千秋。有刘东生者,作《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序言曰:“他们继承了东方文化,引进了西方科学。他们开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中西科学交流的时代。他们的业绩和品德不仅充实了中国近代历史而且对今天许多知识份子的发展方向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他们还可能将会影响到后代人。……我们需要把这些科学家们遗留的历史保存下来。”(转引自孟津:《历史的聘书》,载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99&do=blog&id=269394)。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刘东生和爱因斯坦的话是1949年后中国科学家正面价值的定位。本文同时努力诠释这一价值定位。

本文选择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他自然科学家71人,简述他们的遭际,以记录保存历史事实,以说明1949年后大陆科学家的境况,见证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大师。这71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多为科学建树丰硕而人品道德高尚者。分述如次。

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10人:谢家荣、周仁、许宝騄、叶企孙、饶毓泰、张景钺、邓叔群、梁思成、曾昭抡、王家楫。

谢家荣(1898.9.7-1966.8.13),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中国矿床学奠基人,中国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大陆寻找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第一个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可能存在石油的科学家,其石油地质理论和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为右派。其长子谢学锦同在地质部遭整肃为右派,父子科学家轮番批斗、入炼狱廿余年。文革中,谢不堪抄家挂牌游街折磨摧残凌辱,吞服安眠药死。彼时自杀是向党示威,要罪加一等;谢子谎称心脏病突发身亡。谢父死后一个月,谢母也服安眠药走了。谢妻吴镜侬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文革中亦遭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和首饰。“解放以后,她拚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拚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据《红岩儿女》第三部: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周仁(1892.8.5-1973.12.3),祖籍南京,生于江苏江宁。冶金学家,陶瓷学家,中国特殊钢和合金铸铁最早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娶妻聂其壁,婚礼上宋美龄是伴娘,岳母是曾国藩么女。文革中,周遭批判斗辱,因妻族故,抄家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时年75岁的周仁被反覆斗辱摧折至一眼瞎一腿断,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惨死。(据大陆《文史博览?》)

许宝騄(1910.9.1-1970.12.18),祖籍杭州,生于北京。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开创者。北大教授。许出身名门,长期多病,1.76米高,体重不到40公斤。1966年开始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了。其兄许宝骙着文曰:“文化大革命中,宝騄身蒙灾难,兢兢自克。亲属往访,辄闭门不纳;偶或遥遥一望,便挥手令去,不交一言,其精神痛苦可想见矣!宝騄偶染肺炎,不数日,竟在家属毫无所闻情况下溘然长逝。……数页写着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见之凄然掩涕,怆然神伤而已!”许氏表兄、姐夫俞平伯回忆曰:“七舅,你学的是算术。”许很生气地说,“不是算术,而是数学!”

叶企孙(1898.7.16-1977.1.3),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99年中共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叶的学生,吴健雄是叶的再传弟子。1966年叶遭整肃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遭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1969年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放出狱。“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据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岳南:《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未明,有传是病饿至死,有传是自杀而亡。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叶铸立铜像。1995年叶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举行,被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间。无论中共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在物理学和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民族的历史上。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拒绝赴台,留任北大理学院院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整肃致晕倒,精神失常。1966年遭批斗游街。1968年清阶运动中不堪凌辱,在北大燕南园寓所自来水管子上自缢身亡。邓小平么女邓榕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1次不成2次,2次不成3次,3次不成4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覆自杀。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3次自杀。‘文革’期间,在北大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光化。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因长期患帕金森病,早就卧床不起,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张妻崔之兰教授,耿直不阿,非议江青种种丑恶,“这样的女人,不是一个好人”,遭人检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据葛明德《张景钺传》,载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网站http://www.bio.pku.edu.cn/news.php?id=1246)。崔被斗得死去活来,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离死别,天悲地怆!1975年,一代植物生物学宗师张景钺在北大燕东园寓所溘然长逝,终于被党文化革掉了老命。

邓叔群(1902.12.12-1970.5.1),福建闽侯人。微生物学家,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1966年邓氏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斗辱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1970年邓终于被迫害致死。

梁思成(1901.4.20-1972.1.9),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父梁启超。梁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1966年梁被抄家斗辱游街,抄家发现属于其妻弟林恒烈士获蒋介石所赠佩剑,成了要复辟要杀人的大罪状。1972年,梁在贫病中不堪折磨去世。

曾昭抡(1899.5.25-1967.12.8),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侄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后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伦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谈话是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文革中,曾在武汉大学屡遭斗辱抄家挂牌游街,1967年不堪折磨自杀身亡,68岁。

王家楫(1898.5.5-1976.12.19),江苏奉贤人。生物学家,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中国轮虫学开创人。1966年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遭“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遭刑求,被打昏厥过去,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王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丈夫至能下床走动。王崇敬恩师秉志:“在他身上,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代表了一种尊严”。戴着“特嫌”帽子的王在1970年代初,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捱至1976年终于伤病重不起离世。

71人中中研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至死者5人:胡先骦、吴定良、周鲠生、李宗恩、翁文灏。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分类奠基人,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国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日无之,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胡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遽逝于北京。

吴定良(1893.1-1969.3.24),江苏金坛人。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文革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着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氏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剧,翌日晨终于被逼死了。

周鲠生(1893.6-1971.4.20.),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1955年中科院选拔院士,法学专家、中研院院士周鲠生与钱端升双双落选。新政权否定一切法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没有打算以法来规定和约束各种人群的权利和义务。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在北京死亡。

李宗恩(1894.9.10-1962),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1949年后留在大陆,续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指为右派头子“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医学界的领导权”。1958年贬遣云南边陲,四年后死于昆明。有学人谢泳论李曰:“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谢泳之责,其辞也婉;李氏之苦,其命也惨!

翁文灏(1890-1971.1.27),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1951年从法国返回大陆后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遭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死于北京。翁在1949年前,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做了十几年高官,且多是油水极多的肥缺,最后弃官而去时还是两袖清风。翁以贰臣之身,死于大陆文革风暴,然其学人、科学家本色在地质学上仍旧闪耀着光辉,难以磨灭。贰臣中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则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71人中中科院院士遭整肃折磨自杀至死者2人:汤飞凡、赵九章。

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人。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横遭批斗凌辱。第一天还是“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的卖国贼。翌日晨,汤在寓所自尽身亡,以死逃脱继续受辱。在大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成为运动的1978年,没有汤飞凡的份,因为党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帽子,既非右派,也不是什么坏分子,他是自己寻死,所以无反可平。1979年,医学界为汤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才不得不为汤举行追悼会。国际医学界没有忘记这位为人类的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可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为汤颁发金质奖章的仪式在1981年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原定由汤的学生王克干代领奖,颁奖前夕,中共组织决定改由张晓楼领奖。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汤居次。大陆媒体采访报导,张晓楼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汤飞凡未亡人何琏拍案而起,在知情者和仗义者支持下,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公道。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新奖章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赵九章(1907.1.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赵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外甥,与蒋纬国留德同学,因此,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次交待检查,也说不清。文革中遭游街,颈系铁丝拴的十几公斤重游斗牌,赵不肯低头弯腰,便被用烟头烫腿、腰、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1968年在北京中关村寓所吞药自杀,61岁。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我的检查,我的交代,我的认罪!”1999年,赵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以每月交100元工会会费表明对党的忠心。近廿年如一月。赵大约是全中国交工会会费最多的人。据说,周恩来闻知赵死讯,“流下了热泪”。周当然没有斗辱赵、也不会要赵死,但他所遵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非要吃掉自己最忠诚的儿子不可的。周下令追查死因,能查明么?周不过是真诚地演着必须演的戏罢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干女儿孙维世……尚且不保,何况一个“臭老九”科学家赵九章!

71人中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折磨自杀伤病致死者9人:钱宝琮、王季梁、查谦、熊庆来、陈建功、徐瑞云、叶雅各、施今墨、傅连璋。

钱宝琮(1892.5.29-1974.1.5),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革中挨批斗,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儿子后病死。

王季梁(1888-1966),浙江黄岩人。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49年后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像”。发还后,即遭窃贼入室抢劫,杀王死。凶手供认:得知王教授被抄钱财发还而生意。

查谦(1896.11.22-1975.1.23),安徽当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历任东南、金陵、中央、武汉大学教授。1953年受命创建华中工学院,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生活已不能自理,尚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病死。

熊庆来(1883.10.20-1969.2.3),云南弥勒人。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先驱,有“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之誉。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等人皆出其门下。1937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将云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1949年离国赴法,居法期间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左手写字自如。1957年因总理周恩来亲笔信敦请,重返祖国,任职中科院数学所。文革中屡遭批斗抄家游街凌辱,捱至1969年初遭迫害至死。

陈建功(1893.9.8-1971.4.11),浙江绍兴人。数学家,中国函数论方面开拓者之一。陈与钱宝禄、苏步青齐名,同在复旦任教。1959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2年申请参加中共,获基层批准,却最终搁置,未能成为共产党员,原因至今未明。文革中屡遭批斗游街凌辱,1971年胃大出血惨死于杭州。

徐瑞云(1915.6.15-1969.1),女,祖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52年被从浙大调往浙师院任教。1966年遭整肃批斗抄家游街。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杭州自杀身亡,54岁。

叶雅各(1894.4.30-1967.12.24),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62年,有感于大跃进毁林炼铁,饿殍遍野,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份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文革中成为罪状,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遭斗辱,1967遭迫害致死。

施今墨(1881.3.28-1969.8.22),祖籍浙江萧山,生于贵州。中医学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溥仪、齐白石诸名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诸党国要人,都慕名延请过施氏诊治。1959年,施氏无偿献出十大验方,制作中成药,泽被百姓后世。文革中施被作为封建余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批斗抄家至“扫地出门”,勒令全家搬出私宅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小院。施氏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年届八十有六时竟无处安身安家,悲愤交加,病情加剧至1969年夏终于被折磨死了。施绝笔遗诗,遗嘱死后呈送周恩来夫妇。诗曰:“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施若生迟而“能随井岗”,则中国少一良医矣,万幸努力“今墨”而未“错”为“路歧”。施氏“衷肠”谁与诉?应是其祖神农氏、张仲景也。

傅连璋(1894.9-1968.3.29),福建汀江人。医学家。中共高干,中将。青年时受西方医学教育。1930年代参加红军,女儿女婿和两位学生,都被作为AB团分子枪毙了;傅本人命悬一线,在押往刑场之前几分钟意外获救。红军败逃长征路上,傅3次救过毛泽东的命,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赓、徐特立、王树声、邵式平、贺子珍等人都在危急时刻得到过傅氏的救治而驱死回生。中共建政后,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傅仍逃不脱批判斗辱。1968年傅与妻子同时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狱中被打断3根肋骨。74岁高龄的傅“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已死去多时。傅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据大陆“百度百科?傅连璋”条目)。中共党争中泯灭人性是普遍现象,如此全体完全彻底泯灭人性,则仅见。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士从傅处受惠受益受救命之恩者很多很多,全都作壁上观。或以自顾不暇辩,正是这自顾不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可以自顾不暇至全体彻底泯灭人性的局面?治国驭民整党阶级斗争为纲也!此根本不除,人性不复,科学永远是婢女侍妾玩物也。

71人中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遭整肃斗辱者26人:吴有训、秉志、罗宗洛、严济慈、赵忠尧、华罗庚、吴学周、庄长恭、李四光、黄汲清、竺可桢、杨钟健、候德榜、茅以升、贝时璋、张孝骞、俞大绂、汤佩松、冯德培、伍献文、陈桢、钱祟澍、蔡翘、殷宏章、戴芳澜、童第周。他们多是其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学养深湛,成就卓著,年高德劭。他们中的近一半参加了中共,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下狱六年放出来还要监督劳动改造。

物理学家严济慈儿子被斗死,老父见到的是“一领芦席下面……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中国原子能之父”赵忠尧因是铅笔厂股东,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成为“美蒋特务”。

数学家华罗庚女婿遭整死女儿陷狱,自己险成窃贼,幸学生陈景润拒绝诬师,才免大劫。

化学家吴学周在斗争大会上被铐下狱,查无实据放出时已被折磨得一眼全瞎一眼半瞎。

地质学家李四光死时周恩来不敢拟悼词,以读其女信代。

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入炼狱廿余年。

以侯氏制碱法闻名于世的侯德榜文革中遭斗辱,要求工作不拿工资仍不获准。

桥梁专家茅以升老妻被抄家的霸道活活吓死。

生物生理学奠基人、从不与人争的贝时璋也遭斗辱抄家,罪名是不关心政治。

地质学家杨钟健被抄家抄出一封毛泽东1920年写给他的信而幸免遭打斗。

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遭斗辱游街,抄家抄了三次。

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佩松1952年起就遭斗交代返国动机,文革被疑为特务关押。

神经生理学奠基人冯德培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

动物遗传学创始人陈桢因为是美国摩尔根第一个中国弟子和追随者,屡受批判。

生理学家蔡翘文革中遭斗辱迫害。

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文革中遭批斗凌辱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

真菌学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文革中遭斗辱,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

鱼类学家伍献文遭军统、中统潜伏特务之诬,惨受监禁刑讯。

植物病理学家名门之后俞大绂文革中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受批斗抄家挂牌游街关押牛棚者难以胜计。

科学界元老近代生物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秉志、有机化学研究先驱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半年的庄长恭、近代植物学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检讨交代留学外国任职台湾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也交代不清。

71人中中科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遭整肃摧残者19人:周明镇、黄万里、胡刚复、胡焕庸、苏步青、江泽涵、陈希孺、吴文俊、陈景润、林巧稚、黄家驷、蒋彦永、钱伟长、丁石荪、邓稼先、袁隆平、陈一文、黄相宁、杨显东。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周明镇不堪整肃斗辱之惨酷,多次自杀未果,抢救回生继续批斗,口渴求饮不得,喝痰盂里的水;其子周西蒙遭整肃卧轨自杀,其妻疯了,捱了廿余年也自杀了。

地质水利学家、当代大禹黄万里遭毛泽东御批右派,为反对阻止祸国殃民的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多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以及克林顿,独克林顿回信,邓胡赵李江不予理睬。

科学界元老、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需交代检讨留学外国的历史问题而永远交代不清。

地理学家胡焕庸遭整肃下狱十年险死还生。

数学家苏步青遭斗辱时被一瓶红墨水倒在谢了顶的头上,推倒在地,责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关押拘禁百余天。

拓朴学奠基人之一、胡适堂妻舅江泽涵1952年起遭整肃至文革住房被占,扫地出门。

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以有“不当言论”罪下放农村,文革遭斗辱和肉体摧残。

获最高科技奖的数学家吴文俊文革中遭整肃批判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数学家陈景润多年龟缩6平米阁楼点煤油灯卷起被褥床板当桌作“哥德巴赫猜想”。

妇产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遭整肃批斗强令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拖地板、倒痰盂、洗便盆。

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黄家驷文革中遭斗辱关牛棚。

萨斯瘟疫肆虐期间真话救中国的军医蒋彦永夫妇遭拘押监禁。

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遭整肃为右派入炼狱廿余年。

数学家丁石孙1957、1959、1960、1966年皆遭整肃批判斗辱,关牛棚。

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西北核工业基地毒太阳下差点被斗死。

地质学家陈一文、黄相宁说出了汶川唐山地震震前都曾有预报的真相遭整肃。

棉花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遭整肃打断骨头,喂猪清粪坑十余年,他最早揭露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农业学习榜样山西大寨大队是假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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