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共军围困长春，完全切断了这座城市的外援。他们利用城内百姓及逃难者消耗驻长春国军的食物，削弱国军的战力，最终导致数十万人饿死。这就是著名的 “长春围城惨案”。

网友zfedit001 的长辈是这起惨案的亲历者。从他们的讲述中，他得知了不少这起惨案的内幕。以下是zfedit001在海外品葱网站上转述的他从长辈嘴里听到的“长春围城惨案”的真相。

长春围城一事我听家里老人详细说过当时的事实，我爷爷是长沙人，13岁拾荒时被红军带走，后来参加抗日和内战，积功做到连长，围困长春时属于六纵，围困长春最前沿的部队。

我母亲家是长春人，家里有个舅太爷当时在长春当教育局长，48年开春后就知道可能要围长春，所以把我姥姥等女眷亲属送到九台和德惠，把我姥爷介绍给当时的长春守将郑洞国将军当伙夫还负责送饭，认为这样能保证有吃的。

我父母结婚时俩位老人坐在一个桌上说起当年一个在外面围，一个在里面被围，都很感慨，所以讲过很多当年围困长春的事情。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件事，第一就是我姥姥亲眼见过德惠有人吃别人的呕吐物，而长春市内有人吃死尸。我姥爷真切的回忆，快投降时郑洞国本人饿的脸颊两侧都是深坑，38师有一个参谋来郑洞国那汇报小合隆和机场的情况，郑让我姥爷拿给他几个馒头和一瓶没剩多少的酱油，那参谋当场吃了一点，因为肠胃饿萎缩了，当场吐了会议桌一桌子。守军将领都这样更别提普通市民得饿啥样了。

还有家里老人提到过，刚开始的时候不光是围，还无差别炮轰，每天炮击的时间都是上下学，上下班的时间，专门选你出行时间，照着中央大街北侧（现在叫人民大街）到现在的绿园区南侧轰，因为那人最多。

至于双方争议推诿的“设卡子”一事，按照老人回忆的确是4月份国民党设卡子，防止渗透，但是到了5月就是共产党设卡子了，围住不许出来，有开枪打死的，还有用铁丝穿在脸上送回去的说是奸细。中间有一段的确允许人出来，但是必须证明自己是技工，有一技之长才能收容。有人把小孩、老病、妇女丢在卡子，共产党就给送到周边的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满街爬的小孩老人和病人给守军和民众很恐怖的冲击，当时流行一句玩笑话，谁要是被送到桦甸，那是祖上积德，因为桦甸有能食用的树皮。

我姥姥家当时在德惠有铺子，生产豆腐、大酱、干货一些东西，因为有关系没有被强行征收，5月份开始就拿这些东西充饥或者换薯、栗、玉米等抗饱的东西，结果8月份连同房屋一起被“解放”了，她说那时候已经3个多月都没有留在长春家人的消息了，每个主路和乡道都是卡子，不知亲人生死存亡，各个县城是围死，林彪和罗荣桓拟的，带有那句“让长春变为一座死城”的通告，他们都亲眼看过，是史实，同时那个通告上的确有“禁止粮食、燃料进城”“禁止城内百姓出城”这两句。

长春围困到底死了多少百姓其实没啥好掩盖的，46年的人口统计是40多万，10月份第一任市长给共产党的报告是17万人。所以当时日本给出的“超过20”万人死亡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其实长春的故事远远没结束在48年，无论是对普通百姓，还是高层大员。文革时期，因为给郑洞国做过饭，当过跑腿，我姥爷被打成右派，多亏跑到乡下留得一命；而我爷爷后来因渡江战役等有功，战后驻守长沙，在文革时期，负责他家门口站岗的哨兵，黑夜间被红卫兵勒死后挂在大门上，我爷爷召集部队上街去抓红卫兵，结果被打成“极右”，几近被殴打虐待致死，我爷爷是黑山阻击战5个幸存者之一，那一役左腿有贯穿伤，红卫兵当时拿木炭烧红了就戳他那个伤。在长沙甚至南方没有活路了，最后辗转改判“支左不坚定” 发配到长春，当年围困过的地方。无独有偶，当年长春一役的大员们，人生也有极大的戏剧性起伏。当年共产党具体主持长春围城的有“五虎”分别是萧劲光大将，副司令陈伯钧，政委肖华，参谋长解方，六纵司令黄永胜，五个人无一例外在文革中或文革后清算受到迫害，7-18年不等的牢狱之灾，首虎萧劲光更是恶搞，最开始因为得罪林彪被整，被排挤，文革时却被打成林彪一党，罪名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黄永胜更搞，他是我爷爷老上级，我爷说其实他不算林彪嫡系，就因为文革时说了句“大家要听毛主席的，尤其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瞎参合，最后死在狱中。相对的倒是国军守将郑洞国，投降后居然躲过了文革一线冲击，一直活到90年代才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高义

亲历中共长春30万屠杀惨案 日学者痛揭恐怖真相

1948年3月至10月中共军队包围长春市，对该城断水断粮长达半年多不许难民出城逃命，导致数十万人饿死。图为《龙应台：令人不寒而栗的长春围城》一文的配图。（推特截图）
【新唐人2016年08月24日讯】日本学者远藤誉撰写的英文版《Japanese Girl at the Siege of Changchun》（日本女孩在围城长春）一书，今年8月在美国面世。这本书详细回忆了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饿死数十万人的凄惨情形，其中的细节描写触目惊心。而英国籍华裔作家、中共红二代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对长春围城的记述中更披露，连铁石心肠的林彪当时也曾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难民出城，却遭毛泽东否决而未能实行。

据《美国之音》报导，现任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的日本学者远藤誉，撰写的《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下称《卡子》），回顾了她自己幼年时期在中国经历的那一段苦难的日子。尤其1948年共军包围长春半年，不准许难民出城逃命，最终导致数十万人饿死城中，她和家人千辛万苦逃出尸堆〝卡子〞的人生经历，更是让她遭遇了〝身心重创〞

远藤正因见证了这段历史，希望通过出版《卡子》，提供那段历史真相的记录。她说：〝中国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怀着无以名状的悲痛，想播撒真相的种子来建造纪念卡子的墓碑，为牺牲者们镇魂。〞她表示，中国民众有权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并记取教训。

据《卡子》一书讲述，远藤誉1941年出生在长春市一个姓大久保的日本人家。他们家开发戒毒药〝吉福德禄〞并经营〝新京制药厂〞，远藤誉上有哥、姐，下有弟、妹。1945年8月9日，苏联（俄罗斯前身）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弃城逃跑，远藤一家被入城的苏军士兵洗劫。1945年11月国军进驻长春后，接管了〝新京制药厂〞改名为〝长春市营第一制药厂〞。

1946年4月，共军攻打长春时，5岁的远藤誉右臂被流弹击中受伤。5月下旬共军撤出长春前，时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林枫（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从大久保家拉走了一大卡车戒毒药〝吉福德禄〞，留给大久保一摞次日就作废的军票。

1947年入秋前，共军包围了长春。从城中停电、停水、截煤气开始，艰苦生活来临了。遭遇长期的封锁，远藤誉臂伤恶化无药医治，大嫂病故，侄儿饿死，饥饿令全家从吃酿高粱酒剩的酒糟开始，到吃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上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和撕吃尸体的狗。由于维生素不足，令远藤誉皮肉溃烂、步履蹒跚。远藤大哥饿死后，大久保决定投奔中共控制的区域，临行前远藤誉的小弟也饿死。

1948年9月20日大久保领着最后留在长春的约90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那里是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的一个区域。

一路上，他们看到遍地是腐尸、干尸，有时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来发现自己竟然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远望到处是尸体，近处还有成人在啃人骨、有婴儿把血当奶舔……

大久保当时带了90人一同逃走，当时是靠大久保的〝吉福德禄专利证明书〞证明自己是高级技术人员身份，才获得放行、逃出卡子。

远藤誉在书中表示，共军包围长春切断国军粮食导致国军士气低落，进而倒戈的战略当时是凑效了，但饿死百姓的人数，中共当局称是12至15万人；国民党政府的统计为60至65万人；她自己根据1947年长春人口变化等调查，推测是30至35万人，〝虽不精准，但毋庸质疑多达数十万人〞。

另据台湾作家龙应台撰写的《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放〞纪念碑》一文介绍，从1948年3月15日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切断了长春外援起，整个长春城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总数大约是80到120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是只剩下17万人。数十万人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这篇文章列举的历史资料显示，共军高官林彪在5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5月30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6月1日，林彪签发〝东总〞电，内容如下：

5月30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在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炮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勾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兵由炮司派归一、六纵指挥。（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团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龙应台采访了一名当年参与过包围长春的中共军人。该军人回忆说，他当年负责守在洪熙街（后改名红旗街）。当年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眼望过去好几千具尸体。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这名前军人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英国籍华裔作家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则披露说，当年长春围城的惨状，甚至连铁石心肠的林彪也终于看不下去，而向中共中央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

但报告上交毛泽东后，没有回音。林彪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

但是这一指示后来被毛泽东否决，最终未能实行。

（记者欣然报导/责任编辑：凯欣）
本文转载网址：http://cn.ntdtv.com/xtr/gb/2016/08/24/a1282816.html
（2016/08/24 发表）

龙应台：长春围城令人不寒而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

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

(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共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多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也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曲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跑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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