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
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
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
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
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以上来自戚本禹回忆录（2016）
毛泽东为何急于搞掉高岗 （ 李力群 ）
一个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可以管20年”的高岗，在进入北京不到二年时间里，就被党内政治斗争的漩涡淹没。其中隐藏了哪些内幕，看看高岗的遗孀怎么说……
党内思想斗争公开化 毛利用高岗牵制刘少奇
1952年底，中央提出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担任主席。陈云同志亲自到沈阳向高岗宣布任命。高岗对陈云讲：你对经济工作有经验，资格也老，还是你来当家，我给你当助手。陈云说：这是中央定的，你这几年在东北干得好，工业搞上去了，方针、路线都执行的好，毛泽东信任你，说你可以管20年。你不要再推拖了。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高岗在主持国家经济的重组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党内核心层早已存在，并日益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有高岗自身的思想意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来自于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和历史上他对毛泽东的敬仰。这些谈话，对一个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思想朴素，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来说，很容易达成共识。毛泽东与高岗的谈话反映出毛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不满，对党内一些同志不努力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两种声音感到焦虑。
其实，早在1948年高岗被中央召回西柏坡汇报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就隐隐感到中央内部对路线有不同意见的。高岗第一次从毛那里听到有关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负责中央工委时领导土地改革中有“左”倾；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也没有搞过军队工作等等。这些看法都是高岗在向主席汇报东北情况时毛泽东提出来的，高岗认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党中央对东北局三年工作的肯定，说清楚了，高岗很高兴。后来，高岗在恢复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忠实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农业、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农村发展互助合作；在政治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等都得益于他在西柏坡时与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对高岗讲：刘少奇进城后没有作多少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搞分散主义，自己批发文件，想架空主席；尤其是主席讲到“刘少奇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刘少奇历史上的怀疑时，高岗才真正感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并自觉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1953年3月至6月间，毛泽东多次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中央的领导酝酿一下，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央已经实行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制）。高岗就此事找过陈云商量。高岗明确表示不同意设总书记，建议多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陈云完全同意高岗的意见，并让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先提出来。陈云对高岗说：可以搞轮流制，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这样可以避免片面，出现差错也能及时纠正。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突然转向
1953年的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说出：“东郊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的惊人骇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他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表扬的高岗。
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会议上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作出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毛泽东这两个会都没有参加。座谈会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有32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早已准备好了）。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把两个人对中央人事安排交换意见说成是高岗有阴谋篡党夺权的企图。
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厉地制止高岗再说下去。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
其中陈正人揭发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大量言行，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搞倒，自己做毛泽东的助手，高岗愤怒地说：你在东北时期就对刘少奇意见一大把，到处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以老资格自居，对刘少奇不让你当组织部长耿耿于怀，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反对刘少奇！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
高岗不承认揭发的都是事实，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座谈会上揭发的情况显然对毛泽东不利，大有高岗是毛泽东指使所从事反党、分裂党的活动的“嫌疑”，使毛泽东始料不及。当邓小平代表中央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后，毛泽东作出“公开揭露”的意见。“公开揭露”把高岗的问题升级了，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民主生活升级到政治斗争。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一件事是由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的，可是毛泽东在1954年2月为四中全会制定的开会方针又与他在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了很大的转变。
毛泽东反复强调“不展开对犯错同志的批评，等待觉悟”，强调发言人数要少。毛泽东要求把会议压缩到两天时间，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评，避免扩大化，提出不搞“对质”，并说：“高岗的目的是要过关”，让他过关。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表明毛泽东的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事态的发展隐盖着另外一种倾向。
1954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件，发人深省。历史就开了这样一场玩笑，1954年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刘少奇，在1968年，同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的被用“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而被“永远开除出党”。当然为刘少奇罗列的“罪状”有几大本，而为高岗罗列的“罪状”，我们在1953年所看到的中央对“高饶反党集团”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除了大帽子外，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1953年，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信任，急于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呢？
1953年12月15日，毛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毛讲：我要带秀才们去南方写“宪法”。我走后，中央由谁主持？是由少奇主持，还是轮流主持？周恩来提出还是由少奇主持；刘少奇说：还是轮流吧；朱老总当场表示同意，说：“轮流好”；高岗表示同意轮流；邓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表态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后说：“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后再定。”
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从主席家到停车场，在等车的时候，高岗对邓小平讲：主席去南方后，中央的工作轮流主持比较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主持好。高岗又说：总理主持好一些。邓小平说：总理事务性工作多，还是由少奇主持好（当时高岗的警卫员也在场）。
另一件事，是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而是搭陈云的车去了陈云家，到陈云家后，高岗问陈云：“你怎么在会议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地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议上跟着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你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讲：“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争的不欢而散。高岗回到家中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对陈云不信任，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候，他就拉稀（生病），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从现在的文献记载看，邓小平和陈云1953年12月15日主席召集的会议后，都向毛报告过高岗的情况。使毛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1953年12月24日，在毛泽东离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泽东还讲了一句话：“东郊民巷8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谁都知道这是说的高岗。主席讲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离京去了杭州。
那么邓小平和陈云都向主席报告了什么话，使毛泽东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呢？我认真阅读了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找到了一些答案。邓小平讲到：高岗对西南，他采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证实了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时间和主席对高岗的态度转变的时间是在12月15日到24日之间发生的，这是其一；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内容该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在主席离京之前对主席的这番“忠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军队高级将领支持高岗，六个大区有四个大区支持高岗。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12月24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突然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使党内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1954年4月，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定，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使事态更加严峻，连罗荣桓同志的住处都派部队监控起来了。四中全会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事件。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有依据的。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从来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它“正式谈判”。双方也没有时间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这样重大的题材。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内容是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即高岗与邓小平“正式谈判”，邓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另外，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这也证明主席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话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斗争都是由毛泽东来指挥的。
陈云到主席那里报告高岗的问题，应该是在主席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后，让陈云来，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向主席承认他与高岗交流过中央人选，并向主席透露，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说：“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主席听过以后，勃然大怒，让陈云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谈话，并说：林彪不与高岗决裂，我就与林彪决裂！陈云感到事情严重了，很快转变了态度。
（林彪 高岗 陈云资料照）
关键时刻陈云出卖高岗
四中全会结束后，马上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陈云在高岗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把他与高岗之间酝酿中央副主席人选的意见公开化，并作为指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根据，是高岗没有想到的。高岗对陈云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怒。尤其是陈云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意见统统指责为高岗说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岗突然失去了真实感。
2月16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高岗连“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两个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气氛很紧张，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书赵家梁送他下的楼。
毛泽东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是，他后来多次谈过高岗的问题。这些谈话有批评的，也有反思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毛就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恩来在事情现场（东郊民巷8号）接的电话，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除刘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