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2日,一个北京年轻人杨佳来到上海，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岀所20米远的旅馆，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他发现需要穿过几道大门才能进入办公区，且进出人员频繁，于是在6月23日，杨佳放弃对芷江西路派出所的报复，返回北京。
两天后，杨佳乘火车于6月26日到上海，住进梅园招待所。其间，他在一家汽车维修店购买了3公升汽油，并在一家劳动防护用品店花千余元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防尘面具、橡胶手套等等，还添置了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等。
7月1日9点左右，杨佳从招待所走出，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闸北公安分局所在的闸北政法大楼。知情人称，杨佳曾多次在政法大楼附近踩点，目标是闸北分局的督察支队。
据紧邻政法大楼的银行监控录像显示,杨佳先绕着政法大楼走了一圈,最后从银行和政法大楼之间的条小路里走出。路口有一个废弃的小屋,杨佳将背包和拉杆箱放在小屋内,身上只戴着装有榔头、催泪瓦斯、喷雾器等物的腰包,手里还拿着一些啤酒瓶,瓶内装着汽油。
9点40分,杨佳在天目西路的警车停放处摔了两个啤酒瓶,但没点火。接着,他在政法大楼北门外三四米处的路边花坛处投了5个酒瓶并燃烧起火,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北门的保安吸引过去,杨佳将最后一个酒瓶扔向保安,并掏出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戴上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趁乱从北门进入政法大楼。
杨佳交代,他点燃酒瓶,一是为了引开保安,更是为了“把此事的社会影响搞大”,而戴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是为防止催泪瓦斯伤到自己。
杨佳进入的北门是闸北公安分局便民服务通道。进门左边有一个来访者休息和接待室,直走经过一条狭长通道,可到达电梯。
杨佳进门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正在打电话的保安顾建明。他上前用刀柄猛砸其头部,将他砸倒在地。随后,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催泪瓦斯在底楼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处,先后袭击了正在工作的倪景荣(47岁,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方福新(50岁,治安支队民警)、张义阶(56岁,治安支队民警)、张建平(47岁,北站派出所民警)
据目击者称,当时几位民警大多都坐在办公桌前,杨佳突然冲至面前,朝民警的胸部、颈部连刺数刀,直到对方倒地才寻找下一目标。由于过于突然,遇袭民警往往还来不及呼救就倒在血泊中,鲜血甚至溅到值班室的墙壁上。
一层遇袭的4名民警最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法医鉴定,4人身上均有多处刀伤,创口多在8厘米以上,最长的有21厘米,刀刀深及胸腔。
有人听到,杨佳在一层行凶时曾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楼上”的说法。杨佳随即穿过了设在一层的对外办公大厅,趁乱又进入了南侧的消防楼梯。
被砸破脑袋的保安顾建明不久后挣扎着站起来,慌忙向指挥中心报告此事。9点42分,指挥中心立即发布调警指令,指令北站派出所、分局就近GPS巡逻车和特警支队民警立即对大楼进行搜捕,并通知相关部门,同时通知救护车到现场救治受伤民警。
此时,杨佳已从一楼窜入南侧的消防楼梯爬上9楼,遇到徐维亚(48岁,交警支队民警),杨佳持刀向徐发起突然袭击。徐维亚全身多处被刺倒地,胸腹部受到重创,其中两道最致命的伤口分别长18厘米和28厘米,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之后,在10楼和11楼消防梯外的楼道内,杨佳又分别突然袭击了王凌云(27岁,交警支队民警)和李珂(49岁,科技科民警),王凌云重伤,李珂于当晚11点抢救无效身亡。
记者走访中发现,消防楼梯内平时极少有人走动,每层楼梯口出去后即是电梯门和走廊,走廊很狭窄,光线昏暗。闸北分局一位民警称,在9-11层遇袭的民警都是正好经过楼梯口或在走廊内等电梯,其中一位此前曾是闸北特警队长,但杨佳突然蹿岀举刀就刺,再加上走廊狭窄不易躲闪,导致几人都很快中刀倒地。
刺倒李珂后,杨佳返回消防楼梯直奔督祭支队办公室所在的21楼,在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门口刺倒正在等电梯的督察支队民警昊钰骅,冲进了办公室内。
吴钰骅受伤后一边高声呼叫提醒同事,一边挣扎着爬起来进入办公室内。正在室内工作的督察支队民警林玮和李伟立即起身,眼见杨佳拿着剔骨刀冲向林玮,林玮顺势操起办公椅奋力招架。与此同时,隔壁纪委监察室主任孔中卫闻讯冲了进来,军人出身的孔中卫从身后抱住杨佳,并将他死命摁倒在地。
争斗中,李伟脖子附近被扎伤,孔中卫的腹部被划伤,杨佳得以挣脱开来。孔中卫等4人和随后赶到的督察支队副支队长陈伟、民警容侃敏、纪委干部黄兆泉一起,用办公椅将杨佳牢牢顶在墙角边上,夺下其手中的凶器,给他戴上手铐。与此同时,携枪展开搜索的特警队员赶到,配合将杨佳制服。至此,杨佳共在5个楼层,刺中10人,导致6人牺牲,4人受伤。
据在场的民警回忆,杨佳被擒后暂时被反拷在21层的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此时还不到上午10点。案发后,上海市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根据《刑法》规定,杨佳已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捕。
短短10来分钟内,杨佳手持一把剔骨刀,闯入政法大楼,制造了上海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袭警案。
不仅外界因此对上海警方的素质和能力产生怀疑,公安部领导也在内部会议上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感到震惊,甚至有内部人士私下直言这是上海公安的耻辱。
有警方人士分析,除刑侦、特警等少数线部门,分局大多科室都属于内勤人员,比如此次遇害的民警均在35岁以上,而且杨佳选择星期一一早上班的时间,也是防范最弱的时刻,大楼内亦没有相关的警报装置,甚至没有足够的监控设备。“归根结底,就是没人想到居然有人敢进警局行凶。”该人士说，杨佳被抓后要求律师到场，谢有明是闸北区名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亦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律师事务所离闸北政法大楼只有5分钟的车程。
2008年7月1日上午10点40分,在医院看病的谢有明接到闸北检察院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政法大楼。11点左右,谢有明开车到政法大楼门前,看到密布的警察和警戒线——“出大事了”。
在闸北公安分局二楼的特别审讯室外,谢有明被简单告知了上午发生的袭警案件,叫他来,是因为嫌疑人杨佳拒绝接受警方审问,要求要有律师到场。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即在看守所里才能见律师,或者要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警方和检察院当场商量后,认为刚才杨佳拒绝回答的那次已经可以算作第一次讯问。
对于嫌疑人和律师应该单独会见的规定,杨佳却表示不在意有警方在场。由于刑事案件必须有两名律师在场,谢有明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同事谢晋。
做了20年律师的谢有明对杨佳的法律意识感到惊讶。由于杨佳对谢有明身份的质疑,双方见面后第一件事,是谢有明二人将自己的律师证一页一页翻给杨佳看。
杨佳紧接着连续抛出问题谢有明是从事哪方面的律师?律师服务费多少钱?为什么可以免费?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权利?
在民警采集杨佳手上所沾血样时,杨佳赶紧问谢有明,这样做可不可以。在谈话过程中,有记者进来拍照,杨佳又中止谈话,询问律师是否有权利不让记者拍。
为了稳定杨佳情绪,谢有明和民警都没有告诉他袭警案的死伤情况,民警在一旁也没有过多参与两人的对话。谢有明和杨佳谈了两个小时,感觉杨非常平静,叙述事情很流畅,也没有感情上的波动,似乎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有谈到他的母亲很早就和他父亲离异,一个人很辛苦把他拉扯大,是个很普通很底层的退休女职工时,杨佳才有些动容。”谢有明说,杨佳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说父亲对他很好,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谢有明曾委婉地询问杨佳是否有精神病史,杨佳很坚决地否认,同时表示很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杨佳刻意回避自己的袭警过程,只是说来分局“看看”;而那把剔骨刀,他说是在21楼捡到的。
最后结束谈话时,谢有明问杨佳是否有要求。杨佳思考了好一会儿,委托谢有明打电话通知他的母亲，并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
据调查,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12岁时父母离异。杨佳在中专学的是财会专业,但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至今未婚。杨佳是一名登山爱好者,业余时间除了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走走看看之外,还不时去郊外登山,在家则喜欢看书和上网。
2007年十一期间,杨佳在上海旅游,他花50元租用了一辆自行车。10月5日晚8点半左右,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和普善路口时,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的一名巡逻民警正在此设卡检查,因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杨停车接受检查,发现这辆自行车还没有钢印。
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其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与民警争执,持续近40分钟,引来大量路人围观。当晚9点10分左右,民警将杨佳就近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杨佳在接受审讯时称,到芷江西路派岀所后,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杨佳打110报警。
袭警案发生后,芷江西路派出所拒绝了记者的多次采访要求,不愿透露2007年10月5日晚在派出所内发生的情况。上海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人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警方对杨佳进行劝说疏导,一直到晚上10点,杨佳的情绪基本平静。
晚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笔录11点结束。民警笔录期间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对杨佳予以放行。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因为购买了第二天上午8点回京的火车票,杨佳在派岀所的长凳上躺了一夜,醒来后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返京。
上海警方称,这些调查都有录音和派出所内的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要求。
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警方还曾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由于上海市要求民警外出执法时必须全程录音,上海市公安局向记者提供了部分录音片段,约4分钟左右,证实2007年10月5日晩,杨佳和执勤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
在一段嘈杂的喇叭声后,开始了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年男子(民警)声音与操京腔的年轻男子(杨佳)声音的对话。
民警:小伙子,请你停车接受检查!
杨佳:马路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你单单挑我?
民警:我们一个个来,请你下车接受警方的调查,出示你的自行车凭证。
杨佳:这车我租的。
民警: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
杨佳: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
民警:请你把车子靠靠边
杨佳:你这个执法为什么查我?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你叫什么名字?
杨佳:你有什么理由耽误我的时间?
民警:大家相互尊重点吧
杨佳:你不要说什么叫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请你配合检查。
杨佳:法律有哪一条规定，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杨佳:没有。
民警: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什么名字啊?
杨佳:你没有理由占用我的时间。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ˉ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民警:这叫相互尊重。
杨佳:你不要说这个。你别说什么相互尊重,什么叫相互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
杨佳:法律什么叫法律？还敢跟我说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你不要吵。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你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可以…
杨佳:你当然有不对,你看那,1342,你给我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都不拦,就拦住我一个。你也没有理由？
在上海市公安局就闸北袭警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称,网上流传的闸北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遭警察殴打致残是谣传,发帖人郏啸寅已经在苏州被抓获。
杨佳被上海公安局电击私处视频被曝光！ pic.twitter.com/qUOSEfcV0C
— 焦文 (@hotchinanews) July 6, 2022
朱影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称,在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久,网上就流传,犯罪嫌疑人杨佳因遭民警殴打导致丧失生育能力才伺机报复。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并不属实。第二天凌晨,经过上海警方的侦查,并在江苏警方的协助下,编制此消息的郏啸寅被警方在苏州抓获。（上面视频可以作证警察是说谎）
郏啸寅为苏州人,据交待,他在网上看到闸北袭警案的报道后,为扩大自身在网上的影响,故意编撰了所谓“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的谣言,从而引发了网上的大范围传播。
2008年9月1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致6名警察死亡、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的“杨佳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杨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佳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10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对“杨佳袭警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杨佳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2008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签发了刑事裁定书，核准上海高级法院维持杨佳死刑的二审判决。11月23日，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杨佳母亲被有关部门带往上海会见了杨佳。11月26日上午，杨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死刑。
第二年的清明，杨佳父母将杨佳骨灰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死刑犯杨佳的母亲：失踪的128天后
作者：周 折
人物介绍：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内容提要：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失踪”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儿子的死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个谜也似的人。
“失踪”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火急火燎的家属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只好在大屯派出所报案。
三个多月里，王静梅的行踪一直石头般静默无声，只有各种版本的臆测在坊间发酵：自杀，被绑架，在上海协助警方调查……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的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6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静梅发现，杨佳没有回家。他们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房，鸟巢的隔壁。对于热衷驴行生涯、常常好几天不在家的儿子，她并不特别在意。7月1号那天她还买了条鱼，准备晚上烧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们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有搜查证吗？我跟你还没完呢！”事后王静梅回忆道。
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了王静梅。之后再无音讯。王静荣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对方称其已于7月2日晚上自行离开。而王静梅的主治潘医生，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王静荣：杨佳母亲是在7月2号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住院的头两个星期，王静梅被冠以“刘亚玲”的化名。
至今，没有人愿意披露警方是根据什么把王静梅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于是把我骗这儿来了， 他们就说上派出所做个笔录，结果三更半夜把我送这儿来了。我家里窗户也没关，估计那鱼都臭成鱼干儿了！”11月9日，安康医院的办公室里，终于见到亲人的王静梅大声对姐姐说。
“你们不知道，在外行看来，以为王静梅就是脾气不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潘医生告诉王静荣，“她情绪不稳定，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是长期性的，又受了杨佳的刺激。”
医院给王静梅打针吃药。没有精神病史的她经常拒绝：“我脑子清楚着，甭想给我打针瞎吃药了。”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安康医院里，王静梅这样想。
在《追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影片里，杜丘是一个被诬“强奸”的检查官，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寻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们说，把我关了好几个月叫什么事儿啊？”病房里两姐妹独处的那天，已经被关了128天的王静梅拉着姐姐的手说，“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不同于官方版本，对于杨佳为什么“讨说法”，北京精神病医院里的王静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杨佳不约而同。
2007年国庆，“因为一辆自行车，杨佳和上海警察杠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里打了一顿”。之后杨佳打电话给母亲，两地通话两三小时，直到话费耗尽。王静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时一度吵了起来。
“警察说，你要是这样我就找一证人把他给拘了！”
然后她用更高的分贝回答：“你拘他试试看，你敢拘我跟你没完！”
杨佳从上海回来以后，上海警方两次派人过来试图和解。“第一次是杨佳跟他们接触了，杨佳要求处理这件事，要个回执，没达成协议。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执，要这结果，他说没回执，给你1500元块钱，我说不成。民警说，那你说私了怎么着吧，1万元钱行不行？我说你甭给我说这个，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执。”王静梅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杨佳曾“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
王静梅说自己当时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对话录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给没收了”。
不仅是被没收的MP3、被搜查的家，连她自己，也从此不自由。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王静梅的记忆中，上海律师谢有明是她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人之一。
“来了以后跟我说自己给杨佳买了两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怜杨佳的，然后就逼着我签字。后来我一看好几个护士大夫都等着，也怕耽误这事，不给人面子，当时他也是为我儿子嘛。我关在这儿也出不去，我找谁去？只能跟他签了。”来人谢有明因此成为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之前的两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杨佳因为父子间不为人知的龃龉，将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拒之门外，并笔录声明只要母亲请的律师。也是谢有明到访那天，7月17日，王静荣到大屯派出所，登记了妹妹的失踪。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二审判决书——死刑。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医院黑色的铁门里，王静梅心急如焚。
儿子的死
终于，2008年11月23日，王静梅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杨佳，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严肃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蔬菜坏在冰箱里。王静梅生气地发现，她上访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见了。
几个月的迷雾被一扫而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亲朋好友不禁担心，也许一个可怕的结果就要到来。
但王静梅言之凿凿地对前夫杨福生和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一定是死缓。”坚定得让人莫名其妙。她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她眼里，律师和记者一样一无是处。
然而很快，王静梅便又一次感觉被愚弄被欺骗。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点过，上海两位法官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面对突如其来的结局，她顿时六神无主，一摊泥似的往下坠。
这天晚上8点，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笔者见到王静梅。她的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个子，捆着直发，一身暗色调。
这时的王静梅平静而无助，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重荷。亲戚，朋友，律师，记者……她追问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无言以对。
她的声音哽咽下来。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对抗冷漠。但她终于曲着背坐在床边，面朝墙壁，不声不响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她情绪特不稳定。”王静荣替王静梅拒绝了一切来访者，“杨佳案件已终结了，王静梅失踪之事也已过去，让这些都成为历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后几天，王静梅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
亲朋好友们不敢想，深陷丧子之痛的王静梅会做些什么。甚至有网友建议，为杨佳的母亲发起募捐。他们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她的下一个反应。
王静梅曾经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时，与另一名服务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静梅出门上访。拥堵在二轻局门前吵闹的上访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门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级单位道歉：“凭什么给你道歉？”最后被拘留了将近10天。但她不服气，“就在今年十七大那会儿，还拿着材料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找人大代表。”杨福生说。
“她特沉不住气，什么事不能憋心里头。”王静荣曾这样形容妹妹。
但王静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医院以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杨佳行刑四天后，一直沉默的王静梅写了一封致谢信：
“各界朋友：前段时间我因心情悲伤，又对情况不知，就是一个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个大概，在此感谢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为我失去了我相依为命的佳佳。我也学会了坚强，请大家放心。前段时间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翌日，有报纸刊出，“杨母发出感谢信‘请大家放心’ 杨佳案余音落定”。
而余音并未了结。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曾对儿子的骨灰一事非常着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静梅一再地说，“再等等吧！”
杨福生说，就他所了解的王静梅，以她对儿子的后事表现出的耐性，她现在已经“超凡”了。
儿子死后，王静梅反复无常。她曾经同意媒体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对方赶到楼下，她又闭门不见。她也曾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刘晓原说想见他，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说，别来了。
12月26日下午，笔者致电王静梅，希望能与她见面。
“现在还不太方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弱。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居委会对她的归来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连买米买菜都代劳了。她出门总有人跟随，包括去银行去医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王静梅不确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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