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六个大区中，东北、西北、华中、华中四个大区都支持高岗，加上在东北战场上得到高岗鼎力支持、战功排第一的林彪，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高岗鼎力支持、战功赫赫的彭德怀等军队领导，都跟高岗关系很好，都支持高岗，使毛感到事态严重。到1953年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邓、周、陈等联手除掉高岗。

1946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1954年8月17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高岗，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时年49岁。高岗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自杀的副国级高官。

高岗为毛泽东掌权立下汗马功劳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录可以知道，毛泽东对总理周恩来不满，计划用高岗取代周恩来。本来这场政治斗争，完全是棋逢对手的较量，甚至由于高岗有毛泽东的支持，高岗可能最终战胜周恩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位总理。但毛泽东和高岗都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脑，把政治斗争扩大化，居然矛头指向了党和国家的二把手刘少奇。据公开史料记载，１９５３年夏秋，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高岗、饶漱石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硬说中央有宗派，到处挑拨离间。１２月，高岗四处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他还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人选，由他担任总理。

要知道刘少奇和邓小平个人关系很好，两人的政治路线也比较合拍，而周恩来面对自己即将失去的权力，自然也会向刘邓靠拢。这个时候，陈云在毛高和刘邓周之间，选择了刘邓周，李扬认为这很合乎情理，因为大势所趋，中共中央高层的力量对决中，毛泽东和高岗的计划已经失败，更何况毛泽东在暗处，真正在明处搞政治斗争的，只有高岗和饶漱石，而饶漱石在政坛作用不大，虽然毛泽东派林彪支持高岗，但在党内的力量对比，高岗已经完了。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倒向刘邓周，高岗被彻底击垮。

陈云这位政客，一生都在韬光养晦，最终在毛泽东去世后，逐渐在政坛掌握权力，并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联盟，加上执政初期的江泽民以及李鹏等左派政客，对邓小平、胡耀帮、赵紫阳等右派对政客进行了抵制，这才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激进，没有在邓小平活着时，中国就因改革而崩溃，老年陈云的政治价值就是保证了改革的平稳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太平。所以，陈云穷其一生，都在避开惊涛骇浪的政治斗争。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高岗夫人曾介绍，毛泽东警告过高岗：

“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

但高岗不相信，依然和陈云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他哪知道，政治斗争失败时，谁也不愿意为他搭上一条命。

毛泽东害怕了，不得不牺牲高岗

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高层政客联合在一起，对高岗上纲上线进行批斗时，不仅高岗完了，而且躲在暗处的毛泽东也害怕了，不仅自己马上洗脱自己，而且叫林彪远走南方休养以避开风头，以至林彪公开警告“高可能自杀”。因为毛泽东怕被高岗连累，不仅拒绝和高岗见面，而且在批判高岗的文件中，加上了比较负面的评语，世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落阱下石，其实只是毛泽东先洗清自己，然后再想办法帮助高岗。可高岗因绝望自杀过，导致周恩来要求软禁高岗，毛泽东不疑有诈，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让高岗再次自杀，所以同意软禁高岗。谁知这样一来，高岗受到严密监控，不仅失去了自由，消息也不灵通了，反倒是负面的批斗、谈话、交待材料等越来越重，让高岗越发绝望，终于承受不住压力自杀成功。读者们记住，这是中共建国后，周恩来第一次运用政治斗争，消灭掉一个高层政客。

因为他觉得冤枉。当年，他为中共立了大功：他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之一，毛泽东等从江西开始“长征”，最后在陕北找到了落脚地；国共内战期间，他被派往东北，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最早、最“先进”的地区；1950年，毛发动援助朝鲜战争，他领导的东北是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1952年他奉调进北京，成为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工作成绩突出，毛泽东曾向全国发电报，号召向高岗学习。

一转眼，他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资产阶级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高岗认为，这实在是太冤了。

高岗反党了吗？

中共批判高岗“反党”，从1953年持续到1955年，先后通过两个决议：一是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二是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中共批判高岗，主要有以下五件事：

第一，高岗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

刘少奇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高岗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表示主要是工作方面的意见，这不是反党。

这一点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讲，高岗到北京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很多。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北京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刘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刘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刘要架空毛，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刘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甚至密令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看看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后是否叛变。关于这件事，高岗的老部下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有具体说明。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胡耀邦等谈话时也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周恩来有意见。“高岗批评刘少奇，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

第二，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批评薄一波，影射刘少奇）。

薄一波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当时任财政部长。

据高岗的夫人李力群回忆，中央财经会议开始时，高岗并没有参加，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当时正忙着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毛泽东知道高岗没有参加会议，就要高岗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高岗让秘书赵家梁、马洪、梅行拟了发言稿，送毛审阅，毛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后，高岗才在会上发言。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高岗将这个稿子拿给毛泽东、周恩来看后，毛、周都是同意的。毛还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岗发言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这件事也不能算反党。

第三，在1953年组织工作会议上“批安射刘”（批评安子文，影射刘少奇）。

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当时，刘少奇是分管中组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高岗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高岗的部下、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被认为是高岗、饶漱石联手反党的罪证之一。

据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考证：张秀山原本没有想到在这个会上发言。先是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多次找他，然后是刘少奇亲自找他，请他在会上发言。张秀山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不同意他发言。再后来，毛泽东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上讲一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毛看。毛看后，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发言。

这既不是高岗的问题，也不是饶漱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张秀山的问题，与反党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月，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一天中午，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将这个名单送给高岗看，高岗看完后，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泽东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

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擅自搞这个名单，肯定是刘少奇让他搞的，高岗觉察到毛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他没有听从毛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

至于饶漱石散布名单的事，据林蕴晖考证，未见有具体资料披露。如果情况确如赵家梁所说，那么，高、饶散布这个名单，属于违反组织纪律，但不能说是反党。

第五，谁代毛主持中央工作问题。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假，关于由谁代理毛主持中央工作，历来有多种说法。

据林蕴晖教授考证，按《邓小平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显然这次会议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另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补充的细节，会前，毛泽东对高岗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陈云思量毛是不是另有考虑，犹豫道：“我看可以轮流？”

1953年12月15日，毛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提出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周恩来首先表态：还是少奇主持好。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高岗马上说：“我赞成轮流。”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表示轮流好。毛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从上述事实看，高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轮流”，没有任何问题。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他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不成立。

综上所述，高岗根本不存在所谓反党问题。

高岗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了吗？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就高、饶是否结盟作了解释。毛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列举了五点理由。据林蕴晖教授考证，毛讲的五点理由，经不起推敲，不成立。

也就是说，高、饶反党联盟根本不存在。

刘邓周陈等对高“无情打击”

毛作出除掉高的决策后，立即南下杭州，将解决高岗问题的难题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立即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座谈会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

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立即严厉制止高岗再说下去。

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

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高岗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

据高岗夫人李力群讲，当天，高岗回到家中，情绪非常激动，不断地说：这是诬陷，这是造谣。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呢。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吗？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高岗部下也受到“无情打击”

1954年3月26日至4月26日，东北高干会议在沈阳举行，517人出席，170人列席。周恩来到会，刘少奇前秘书、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兼东北政府主席林枫主持。

周恩来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详介高饶反党的“主要事实”，批判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要求打破高岗“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等观念。

这次会议上，此前被高岗批评拉帮结派的林枫、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对高岗的老部下，所谓的“五虎上将”，连续批斗一个月。

1954年4月24日至28日，短短五天时间，就完成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决程序，撤职查办高岗东北局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

张秀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四级降八级，被发配辽宁盘山农场当副场长。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被贬到中科院任办公厅副主任；东北局秘书长兼农工部长赵德尊，六级降十二级，被贬到东北制药厂任副厂长；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被贬到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郭峰，被贬到旅大机械五金厂任副厂长。此后，加上一个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被贬到哈尔滨水泥厂当厂长。

张明远认为“上纲过高”，要申诉，林枫告知：“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

东北各省市主要官员几乎全被撤换，鞍山市委八常委全撤，书记华明自杀（未遂）。

高岗“全部认错”也不行

1954年4月，高岗得知东北高干会议揪出他的许多老部下时，非常痛心。高岗经常唠叨：这些人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东北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了呢？这些罪行都由我来承担吧。

1954年4月，他抓紧写完《我的反省》，违心承认“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推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惟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请求中央与他谈话，焦灼地等待中央对他的安排，然而，没有得到任何音信。

高岗在自杀前几天，情绪极度反常，管教组多次向中央当面汇报、书面紧急报告，认为情况危急，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谈话，妥善处置，以免意外。

但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还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被“管教”8个月、绝望至极的高岗，最后，一了百了。

习仲勋为什么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给被软禁的高岗传话呢？【1】

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高层政客联合在一起，对高岗上纲上线进行批斗时，不仅高岗完了，而且躲在暗处的毛泽东也害怕了，不仅自己马上洗脱自己，而且叫林彪远走南方休养以避开风头，以至林彪公开警告“高可能自杀”。因为毛泽东怕被高岗连累，不仅拒绝和高岗见面，而且在批判高岗的文件中，加上了比较负面的评语，世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落阱下石，其实只是毛泽东先洗清自己，然后再想办法帮助高岗。可高岗因绝望自杀过，导致周恩来要求软禁高岗，毛泽东不疑有诈，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让高岗再次自杀，所以同意软禁高岗。谁知这样一来，高岗受到严密监控，不仅失去了自由，消息也不灵通了，反倒是负面的批斗、谈话、交待材料等越来越重，让高岗越发绝望，终于承受不住压力自杀成功。读者们记住，这是中共建国后，周恩来第一次运用政治斗争，消灭掉一个高层政客。

为什么李扬说是周恩来在里面起的重要作用呢？因为根据现在公开的史料记载，毛泽东根本没想过要严重处理高岗，还等待着风头一过，先让高岗到西北任省长，等待机会重新进中央。所以，高岗自杀的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时，他仔细询问：

“人死了吗？”

当确知高岗已死时，毛泽东问：

“怎么死的？”

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吃安眠药死的，还在检查。毛泽东听后，沉默良久，说：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而据高岗夫人回忆，在北戴河，毛泽东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也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后来在庐山会议，毛泽东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那么习仲勋为什么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给被软禁的高岗传话呢？因为当时的高岗不仅被监控，而且每个找他谈话的人都有记录，加上当时党内中高层倒高岗之势汹涌，一直在查高岗联络的人都是谁，这足以吓倒习仲勋，因为习仲勋和高岗一样，都属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一起欢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现在追查都是谁和高岗一起搞帮派活动，习仲勋要是见被监控的高岗传达毛泽东的悄悄话，那么最终结果必将是习仲勋成为“高饶反党集团”一分子。习仲勋的谨慎和政治头脑，帮助他躲过了一劫。本来这也没什么，可没想到高岗被整死了，导致毛泽东大怒，在心中给习仲勋记下了一笔，认为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既然毛泽东想保高岗，为什么在高岗自杀后，要给高岗扣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呢？因为政治形势所迫。一位中共高层领导自杀了，人民都要问为什么，而且党和政府要给党的各级干部一个交待，要给世界一个明确的原因，总不能说高岗是被人整死的吧？！所以，面对苏联来人询问，毛泽东批评高岗变质了，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专门谈了高、饶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骄傲情绪是危险的。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告诫全党的高级干部，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李扬撰文写毛泽东是被迫批判高岗的，一些读者可能不相信。可是读者们只要想想，毛泽东不批判高岗，他能赞扬自杀的高岗吗？难道夸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更何况把高岗打成反党集团，又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思，面对政治压力，他只能违心地接受党中央的决议，并公开表态以和被搞臭的高岗拉开距离。史料记载，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要是高岗不搞小动作我还是要重用他”、“其实我没想把高岗怎么样”。公开史料记载，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成了孤家寡人的毛泽东曾当人面感叹：“要是高岗活着该多好！”

说高岗和林彪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证明。当年苏联国家元首斯大林过生日时，毛泽东准备了一列车中国政府的礼物，并亲自去祝寿。可是林彪和高岗私自各准备了一列车礼物，挂在了火车尾部，算是自己给斯大林的祝寿；要知道，这是中共高层干部中谁也不敢做的事情，可林彪和高岗偏偏就做了，导致毛泽东大怒，命令“把这两节车皮的礼物卸下，一节送到林彪家，一节送到高岗家”。大家都以为毛泽东回国后，要敲打林彪和高岗两人，没想到毛泽东回国后没再提此事。可见两人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实际上，高岗自杀后，被党和政府称为“反党集团”首领，但毛泽东却对高岗的家人照顾得很好，他的夫人介绍过。

邓小平执政后，给饶漱石平反了，因为饶漱石本来就是属于起哄的角色，本以为可以趁着高岗当总理，自己也能在政坛更上一层楼，没想到错误估计了形势，一下子成了阶下囚，还把自己的家人和下属连累了。但邓小平不给高岗平反，胡耀帮做总书记时曾组织给高岗平反的小组，但被邓小平否决了，他虽然承认历史上的高岗没有反党，但强调这是党中央的决议，以这种借口拒绝给高岗平反。结果高岗的夫人到现在还在骂邓小平。为什么邓小平不给高岗平反呢？因为当年是刘邓周陈等政客给高岗下的定义，更何况回顾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就会发现，但凡毛泽东的亲信，很少有不被邓小平打倒搞臭的，邓小平知道高岗是毛泽东的亲信，也知道毛泽东怀念高岗，所以就铁了心不给高岗平反。

在高岗夫人多年的上诉中，不仅得到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帮的同情，也得到了后来的总书记江泽民的同情，江泽民曾亲自指示，给高岗家人一个好的安置、一个好的待遇。实际上，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容基，年轻时在东北工作，也得到过高岗的青睐和提拨。李扬不明白的是，既然在党和政府内部，早就确认了高岗没有反党问题，不给其平反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高岗这位政客也有阴暗的一面，就是公开史料大多记载他玩弄女性，甚至有强奸的嫌疑！

李扬最后告诉读者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高岗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一切都是政治斗争太残酷的结果。

习近平不愿为高岗平反的主要原因是高岗遗孀透露了习仲勋是高岗自杀的推动者

高岗遗孀李力群多次要求为高岗平反

中共建政后第一批被整肃的高级领导人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在高岗自杀54年后，再次要求中共中央为高岗平反。但是专家分析认为，高岗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获得平反，而会像林彪一样难以翻案。

路透社星期二的消息说，高岗的87岁的遗孀李力群给现任中共胡温领导层写了一封信表示，高岗是1949年之后党内第一次权力斗争的替罪羔羊，所谓”反党和阴谋夺权”的罪名是捏造的，认为中共有必要替高岗平反。

著有《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的历史学者丁凯文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认为，高岗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获得平反，而会像林彪一样难以翻案。他说,这同中共权力政治的特点有关。邓小平是高饶被整肃的受益者，也在整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陈云极力阻拦为高岗平反内情 （5455.org）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又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

高岗遗孀李力群：习仲勋没有把毛泽东要保高岗的话带到【2】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独立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

“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管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他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有悔 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习仲勋本来可以把毛泽东话传给高岗，保高岗一命，可他害怕没有把话传到，高岗见他他也不见，直至高岗自杀。

习近平不愿为高岗平反的主要原因是高岗遗孀李力群透露了习仲勋是高岗自杀的推动者

习近平现在已经和邓家陈家闹翻，他如果真想平反高岗一案，非常容易，可是按照这人牙呲必报的性格，他是报复高岗遗孀所以不给高岗平反。

1949之后：毛对高岗始乱终弃【3】

1953年11月，陈云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与他们谈话的情况，促使毛泽东决定抛弃高岗。邓小平1980年3月19日谈到高岗事件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陈云告密*

高岗在东北时与陈云共事，相处融洽。高岗对陈云十分尊重，也自认为是陈云的好友。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毛对高岗说过，适当的时候要让刘少奇退下来。实际上就是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陈云听到就说，那你就挑头吧，你怕什么呀？东北三年胜利，毛又那么信任你，你应该出来帮助毛。”

高瑜在2006年曾经向高岗的遗孀李力群了解过陈云出卖高岗的情况。

高瑜：“据李力群跟我讲，当时，这个高岗是一个直脾气。他当时和毛泽东都是直接见面的，毛泽东亲口交待的……他(陈云)就是每次知道高岗和毛主席单独见面了，他就来高岗家坐，就套高岗的话。当时他就把毛泽东让他去调查呀，还有对刘少奇的一些意见啊，都跟陈云讲了。结果这个陈云直接就跟毛泽东汇报了。

陈云后来为自己的告密行为辩护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陈云所称的“党”就是指毛泽东。

*毛利用高 高误信毛*

高瑜：“这毛泽东当然火了，翻手就打了一个‘高饶反党集团’。你让毛泽东怎么办？当然不承认了，只能(把高岗)抛出来。他全盘的计划暴露了嘛。你怎么能把皇上跟你讲的话随便对人说呢？那当然，你不承担这个罪名谁承担呢？高岗最后就是让毛泽东给耍了。毛泽东没办法，把他给甩出去了。毛泽东暂时退让一步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说：“毛泽东当时无非也就是把高岗当个枪使。如果说你高岗能够搞成了，他(毛泽东)也接受这个事实。如果你高岗搞不成，他就把你抛掉了。高呢也是错误估计形势。他以为他私下和毛讲的话都可以算数。他不了解毛是讲话最不算数的人。

“结果他就发动了进攻，不给自己留余地。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党务和政务干部，包括军队的人，都不站在高这一边。那么最后毛就把高给抛弃了。他(毛泽东)总是站在一个最高仲裁者的位置，最后他从中渔利。”

*挑动内斗 支持强者*

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其眼看着高岗势单力薄，被刘少奇等人打倒，还不如自己出面把高岗打倒。

宋永毅：“毛泽东权术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干部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从中渔利。最后呢，他看哪一个方向对他最有利，哪一派对他最有利，他就认下来。把那一派对他不利的，就抛掉。”

此时，毛泽东不仅要表现出自己不是高岗背后的人，而且要显得自己最公正，是批评高岗最严厉的人。他首先在1953年12月19日找陈云、邓小平这两个告密者谈话，并指派陈云到各地向高岗曾经游说过的各地负责人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 。

12月20日，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信，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军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又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

毛泽东知道高岗和林彪的关系密切。为了瓦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保护林彪，毛泽东放出风声说：“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他还特别嘱咐陈云去和林彪打招呼，提醒林彪与高岗划清界限。

*批判政出多门*

12月24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开始直接向高岗发难了。他意有所指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12月29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毛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

高岗这时慌了。他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毛避而不见，只是让高岗到政治局会议上谈。此时，高岗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高岗在1954年1月就在毛裤里缝了20粒安眠药，准备被捕以后自杀用。

*旧账新算*

毛泽东则把高岗的历史旧帐全都翻出来晒给大家看。例如，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阎红彦曾经多次告发说，高岗在1932年6月的一次战斗中临阵脱逃。毛泽东对阎红彦的告发非常清楚，但是他仍然十分信任高岗。现在，毛泽东旧事重提，让阎红彦当面揭发高岗的“反党阴谋”。

毛泽东对于高岗过于亲苏不仅早就耳有所闻，而且还有亲身体会。1949年9月，一个香港商人代表团访问了东北，随后对毛泽东说，东北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像，没见到几张毛泽东的像，感到东北是苏联在统治。毛泽东随即将高岗招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照片问题。高岗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据前苏联驻中国顾问团团长科瓦廖夫回忆：“高岗跑来告诉我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他把高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建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照片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

科瓦廖夫还回忆说：“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的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的照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对此显然十分不高兴。

“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在《汪东兴日记》中1949年12月28日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的日记记载了毛泽东对高岗向苏联告状的不满。他写道：“毛主席……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一直到1954年中央开会批判‘高饶联盟’时，高岗1948─49年在科瓦廖夫面前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话成了他的一项错误证据。”

*带病提拔于先 翻云覆雨于后*

1952年1月毛泽东接到薄一波转给他“东北一党员”揭发包括高岗在内的东北局高级官员贪污腐化的信。毛将信转给高岗。高岗对薄一波十分不满，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打击薄一波的原因之一。高岗还追查过写信者。到了毛泽东要打倒高岗的时候，毛反而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高岗为什么不让人揭发。

毛泽东早就清楚高岗的这些“罪状”，但是他继续重用提拔高岗。

记者：“毛泽东在知道了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减少对高岗的重用，甚至是更加重用，这是为什么？”

宋永毅：“毛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用人，他只要是对自己有利。他不是考虑长期的，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他要是有长远的眼光，他不会和他两个接班人，都是法定的接班人都搞成这个样子，尤其是林彪事件。他把高岗这样的人弄来临时用一用，就算能把刘少奇搞下去，他跟高岗之间能搞得拢吗？不可能搞得拢。

“另外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高岗亲苏，因为49年，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对中国党内的影响还相当大，他就是要借助高岗这样的一个亲苏派来搞搞看。”

*欲保高岗过关 争取派系平衡*

即使是批判高岗的时候，毛泽东的本意也并非要除掉高岗，更可能是要高岗收敛一点，保高岗过关，准备日后重新起用，就像后来文革时对邓小平那样。毕竟，高岗是毛泽东最信赖的亲信之一，毛泽东也很清楚，高岗那样去攻击刘少奇，是因为得到了他毛泽东的鼓励。

于是，毛泽东亲自向刘少奇布置了召开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的特别方式，要求“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与此同时，毛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就农业合作化、怎样对待富农党员和工会工作等问题做自我批评。这些问题恰恰都是高岗多次指责刘少奇犯过的“错误”。毛泽东似乎想借此争取政治平衡。

然而毛泽东借故不参加这次会议，让刘少奇主持。其中的原因，谁也没有说明。是否毛想避免和高当面对质两个人过去的谈话内容呢？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最清楚。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全会的缘故，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开。尽管刘少奇做了自我检讨，但是会议矛头始终对准了高岗和饶漱石。邓小平由于自认为向毛告密有功，对高岗的炮火最猛烈。高岗被迫做了自我批评。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2月15日开始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从此，他被软禁。

*高岗结怨周恩来*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发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岗的“九大罪状”，包括制造“军党论”，散布“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伪造毛泽东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刘少奇和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陈云和邓小平)；提出自己当党的副主席等等。此外，还有私生活腐化。

高岗一直坚持他没有反对周恩来。然而毛泽东却透露出高岗向他推荐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让周恩来感到高岗并不尊重他。独立记者高瑜说，实际情况是：

“毛泽东是要接受全盘‘苏化’，他跟高岗讲过，这是李力群告诉我的，我们可以不可以也像苏联那样建立部长会议制？你来当部长会议主席。高岗同意毛泽东所说的，你可以按苏联那样建立部长会议制，但是他自个儿说的，我当不了(部长会议主席)。毛泽东问，那谁可以当？高岗就说林彪最合适。而且呢，他对毛也表示过，林彪从井岗山就跟着毛主席出来的，所以是毛主席培养得最长的一个干部，而且当年林彪又年轻，才43岁。”

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毛泽东没有向高岗表示让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即部长会议主席；第二，高岗也心领神会，因此推荐的人是林彪，而不是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可以想象，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心里自然不会舒服。毛泽东还专门委托周恩来找人谈话，了解高岗活动的情况。高岗的“九大罪状”就是由周恩来起草，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确定的。

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

4月19日，高岗被迫写了检讨书《我的反省》，承认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高岗不知毛想保他*

由于中共政治局内部观点一致，批判高岗的火力猛烈，加上高岗又试图自杀，毛泽东有些无法控制局势了。于是，他只好在高岗做出检讨之后私下让习仲勋给高岗捎话。独立记者高瑜说：

“实际上毛泽东对高岗还是喜欢的，要把高岗打倒还是不忍心的。因为在66年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李力群，那当时一听说是高岗的老婆，那红卫兵还不给打死啊。周恩来安排她到中南海避了一段难。周恩来交待她两点。一点就是说，问你什么高岗问题，你都说不知道。你不要多说，也不要为高岗申冤。这是教她如何度过那场大的运动，来保护自己。

“第二个，问了她一句话，就是说高岗出事之后，习仲勋有没有向他转达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让习仲勋转达，主席还要用你，不会抛弃你。李力群说，没有。结果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就说，‘哎呀，他胆小了！’就是说习仲勋胆小了。”

此时的高岗并不知道毛泽东还想保他，在绝望之中于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毛泽东听到消息以后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本想让他去陕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我想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

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处理后事，指示要善殓厚葬，要立碑，但是上面只写四个字，“高岗之墓”。结果，碑是立了，却是一个无字碑。

*株连八高官*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将高岗正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高岗案还株连了8个省级以上的官员，包括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张秀山，中共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中共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赵德尊，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中共旅大区党委第二书记陈伯村，国家计委秘书长马洪和中国驻北韩大使倪志良。

*邓阻止平反*

1980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主张为高岗平反，但是被邓小平阻止。尽管邓小平说：“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了的，有批评对了的。”但是他坚持认为，“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记者问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高岗这个案子里面有任何冤情吗？”

宋永毅：“最大的冤情就是，主席叫他做了。他做了以后，被主席搞成反革命。他当然冤了。老毛同意他这么做，煽动他那么做。最后他做了，老毛把他抛出来。我给它概括四个字，就是毛泽东对高岗‘始乱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