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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袭警案始末:因骑租来的无证自行车遭警察酷刑电击私处终生残疾,苦要说法无果,怒进警局杀死6名警察

2008年6月12日,一个北京年轻人杨佳来到上海,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岀所20米远的旅馆,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他发现需要穿过几道大门才能进入办公区,且进出人员频繁,于是在6月23日,杨佳放弃对芷江西路派出所的报复,返回北京。
    两天后,杨佳乘火车于6月26日到上海,住进梅园招待所。其间,他在一家汽车维修店购买了3公升汽油,并在一家劳动防护用品店花千余元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防尘面具、橡胶手套等等,还添置了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等。
    7月1日9点左右,杨佳从招待所走出,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闸北公安分局所在的闸北政法大楼。知情人称,杨佳曾多次在政法大楼附近踩点,目标是闸北分局的督察支队。
    据紧邻政法大楼的银行监控录像显示,杨佳先绕着政法大楼走了一圈,最后从银行和政法大楼之间的条小路里走出。路口有一个废弃的小屋,杨佳将背包和拉杆箱放在小屋内,身上只戴着装有榔头、催泪瓦斯、喷雾器等物的腰包,手里还拿着一些啤酒瓶,瓶内装着汽油。
    9点40分,杨佳在天目西路的警车停放处摔了两个啤酒瓶,但没点火。接着,他在政法大楼北门外三四米处的路边花坛处投了5个酒瓶并燃烧起火,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北门的保安吸引过去,杨佳将最后一个酒瓶扔向保安,并掏出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戴上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趁乱从北门进入政法大楼。
   杨佳交代,他点燃酒瓶,一是为了引开保安,更是为了“把此事的社会影响搞大”,而戴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是为防止催泪瓦斯伤到自己。
   杨佳进入的北门是闸北公安分局便民服务通道。进门左边有一个来访者休息和接待室,直走经过一条狭长通道,可到达电梯。
    杨佳进门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正在打电话的保安顾建明。他上前用刀柄猛砸其头部,将他砸倒在地。随后,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催泪瓦斯在底楼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处,先后袭击了正在工作的倪景荣(47岁,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方福新(50岁,治安支队民警)、张义阶(56岁,治安支队民警)、张建平(47岁,北站派出所民警)
   据目击者称,当时几位民警大多都坐在办公桌前,杨佳突然冲至面前,朝民警的胸部、颈部连刺数刀,直到对方倒地才寻找下一目标。由于过于突然,遇袭民警往往还来不及呼救就倒在血泊中,鲜血甚至溅到值班室的墙壁上。
      一层遇袭的4名民警最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法医鉴定,4人身上均有多处刀伤,创口多在8厘米以上,最长的有21厘米,刀刀深及胸腔。
   有人听到,杨佳在一层行凶时曾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楼上”的说法。杨佳随即穿过了设在一层的对外办公大厅,趁乱又进入了南侧的消防楼梯。
    被砸破脑袋的保安顾建明不久后挣扎着站起来,慌忙向指挥中心报告此事。9点42分,指挥中心立即发布调警指令,指令北站派出所、分局就近GPS巡逻车和特警支队民警立即对大楼进行搜捕,并通知相关部门,同时通知救护车到现场救治受伤民警。
     此时,杨佳已从一楼窜入南侧的消防楼梯爬上9楼,遇到徐维亚(48岁,交警支队民警),杨佳持刀向徐发起突然袭击。徐维亚全身多处被刺倒地,胸腹部受到重创,其中两道最致命的伤口分别长18厘米和28厘米,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之后,在10楼和11楼消防梯外的楼道内,杨佳又分别突然袭击了王凌云(27岁,交警支队民警)和李珂(49岁,科技科民警),王凌云重伤,李珂于当晚11点抢救无效身亡。
    记者走访中发现,消防楼梯内平时极少有人走动,每层楼梯口出去后即是电梯门和走廊,走廊很狭窄,光线昏暗。闸北分局一位民警称,在9-11层遇袭的民警都是正好经过楼梯口或在走廊内等电梯,其中一位此前曾是闸北特警队长,但杨佳突然蹿岀举刀就刺,再加上走廊狭窄不易躲闪,导致几人都很快中刀倒地。
    刺倒李珂后,杨佳返回消防楼梯直奔督祭支队办公室所在的21楼,在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门口刺倒正在等电梯的督察支队民警昊钰骅,冲进了办公室内。
     吴钰骅受伤后一边高声呼叫提醒同事,一边挣扎着爬起来进入办公室内。正在室内工作的督察支队民警林玮和李伟立即起身,眼见杨佳拿着剔骨刀冲向林玮,林玮顺势操起办公椅奋力招架。与此同时,隔壁纪委监察室主任孔中卫闻讯冲了进来,军人出身的孔中卫从身后抱住杨佳,并将他死命摁倒在地。
    争斗中,李伟脖子附近被扎伤,孔中卫的腹部被划伤,杨佳得以挣脱开来。孔中卫等4人和随后赶到的督察支队副支队长陈伟、民警容侃敏、纪委干部黄兆泉一起,用办公椅将杨佳牢牢顶在墙角边上,夺下其手中的凶器,给他戴上手铐。与此同时,携枪展开搜索的特警队员赶到,配合将杨佳制服。至此,杨佳共在5个楼层,刺中10人,导致6人牺牲,4人受伤。
   据在场的民警回忆,杨佳被擒后暂时被反拷在21层的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此时还不到上午10点。案发后,上海市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根据《刑法》规定,杨佳已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捕。
    短短10来分钟内,杨佳手持一把剔骨刀,闯入政法大楼,制造了上海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袭警案。
   不仅外界因此对上海警方的素质和能力产生怀疑,公安部领导也在内部会议上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感到震惊,甚至有内部人士私下直言这是上海公安的耻辱。
    有警方人士分析,除刑侦、特警等少数线部门,分局大多科室都属于内勤人员,比如此次遇害的民警均在35岁以上,而且杨佳选择星期一一早上班的时间,也是防范最弱的时刻,大楼内亦没有相关的警报装置,甚至没有足够的监控设备。“归根结底,就是没人想到居然有人敢进警局行凶。”该人士说,杨佳被抓后要求律师到场,谢有明是闸北区名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亦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律师事务所离闸北政法大楼只有5分钟的车程。
    2008年7月1日上午10点40分,在医院看病的谢有明接到闸北检察院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政法大楼。11点左右,谢有明开车到政法大楼门前,看到密布的警察和警戒线——“出大事了”。
    在闸北公安分局二楼的特别审讯室外,谢有明被简单告知了上午发生的袭警案件,叫他来,是因为嫌疑人杨佳拒绝接受警方审问,要求要有律师到场。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即在看守所里才能见律师,或者要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警方和检察院当场商量后,认为刚才杨佳拒绝回答的那次已经可以算作第一次讯问。
    对于嫌疑人和律师应该单独会见的规定,杨佳却表示不在意有警方在场。由于刑事案件必须有两名律师在场,谢有明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同事谢晋。
    做了20年律师的谢有明对杨佳的法律意识感到惊讶。由于杨佳对谢有明身份的质疑,双方见面后第一件事,是谢有明二人将自己的律师证一页一页翻给杨佳看。
杨佳紧接着连续抛出问题谢有明是从事哪方面的律师?律师服务费多少钱?为什么可以免费?法律上规定他有哪些权利?
在民警采集杨佳手上所沾血样时,杨佳赶紧问谢有明,这样做可不可以。在谈话过程中,有记者进来拍照,杨佳又中止谈话,询问律师是否有权利不让记者拍。
    为了稳定杨佳情绪,谢有明和民警都没有告诉他袭警案的死伤情况,民警在一旁也没有过多参与两人的对话。谢有明和杨佳谈了两个小时,感觉杨非常平静,叙述事情很流畅,也没有感情上的波动,似乎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有谈到他的母亲很早就和他父亲离异,一个人很辛苦把他拉扯大,是个很普通很底层的退休女职工时,杨佳才有些动容。”谢有明说,杨佳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说父亲对他很好,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谢有明曾委婉地询问杨佳是否有精神病史,杨佳很坚决地否认,同时表示很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杨佳刻意回避自己的袭警过程,只是说来分局“看看”;而那把剔骨刀,他说是在21楼捡到的。
    最后结束谈话时,谢有明问杨佳是否有要求。杨佳思考了好一会儿,委托谢有明打电话通知他的母亲,并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
    据调查,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12岁时父母离异。杨佳在中专学的是财会专业,但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至今未婚。杨佳是一名登山爱好者,业余时间除了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走走看看之外,还不时去郊外登山,在家则喜欢看书和上网。
    2007年十一期间,杨佳在上海旅游,他花50元租用了一辆自行车。10月5日晚8点半左右,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和普善路口时,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的一名巡逻民警正在此设卡检查,因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杨停车接受检查,发现这辆自行车还没有钢印。
     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其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与民警争执,持续近40分钟,引来大量路人围观。当晚9点10分左右,民警将杨佳就近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杨佳在接受审讯时称,到芷江西路派岀所后,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杨佳打110报警。
    袭警案发生后,芷江西路派出所拒绝了记者的多次采访要求,不愿透露2007年10月5日晚在派出所内发生的情况。上海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人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警方对杨佳进行劝说疏导,一直到晚上10点,杨佳的情绪基本平静。
    晚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笔录11点结束。民警笔录期间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对杨佳予以放行。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因为购买了第二天上午8点回京的火车票,杨佳在派岀所的长凳上躺了一夜,醒来后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返京。
    上海警方称,这些调查都有录音和派出所内的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要求。
   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警方还曾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由于上海市要求民警外出执法时必须全程录音,上海市公安局向记者提供了部分录音片段,约4分钟左右,证实2007年10月5日晩,杨佳和执勤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
    在一段嘈杂的喇叭声后,开始了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年男子(民警)声音与操京腔的年轻男子(杨佳)声音的对话。
民警:小伙子,请你停车接受检查!
杨佳:马路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你单单挑我?
民警:我们一个个来,请你下车接受警方的调查,出示你的自行车凭证。
杨佳:这车我租的。
民警:请拿租车凭证交给我,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
杨佳: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
民警:请你把车子靠靠边
杨佳:你这个执法为什么查我?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你叫什么名字?
杨佳:你有什么理由耽误我的时间?
民警:大家相互尊重点吧
杨佳:你不要说什么叫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请你配合检查。
杨佳:法律有哪一条规定,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那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杨佳:没有。
民警:你有没有义务告诉我你什么名字啊?
杨佳:你没有理由占用我的时间。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ˉ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民警:这叫相互尊重。
杨佳:你不要说这个。你别说什么相互尊重,什么叫相互尊重,尊重什么?
民警:在法律的前提下。
杨佳:法律什么叫法律?还敢跟我说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民警:你不要吵。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你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可以…
杨佳:你当然有不对,你看那,1342,你给我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都不拦,就拦住我一个。你也没有理由?
 在上海市公安局就闸北袭警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称,网上流传的闸北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遭警察殴打致残是谣传,发帖人郏啸寅已经在苏州被抓获。

    朱影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称,在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久,网上就流传,犯罪嫌疑人杨佳因遭民警殴打导致丧失生育能力才伺机报复。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并不属实。第二天凌晨,经过上海警方的侦查,并在江苏警方的协助下,编制此消息的郏啸寅被警方在苏州抓获。(上面视频可以作证警察是说谎)
杨佳私处
杨佳私处
    郏啸寅为苏州人,据交待,他在网上看到闸北袭警案的报道后,为扩大自身在网上的影响,故意编撰了所谓“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的谣言,从而引发了网上的大范围传播。
    2008年9月1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致6名警察死亡、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的“杨佳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杨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佳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10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对“杨佳袭警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杨佳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2008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签发了刑事裁定书,核准上海高级法院维持杨佳死刑的二审判决。11月23日,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杨佳母亲被有关部门带往上海会见了杨佳。11月26日上午,杨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死刑。
     第二年的清明,杨佳父母将杨佳骨灰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死刑犯杨佳的母亲:失踪的128天后
             作者:周 折
人物介绍: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内容提要: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失踪”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儿子的死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个谜也似的人。
“失踪”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火急火燎的家属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只好在大屯派出所报案。
   三个多月里,王静梅的行踪一直石头般静默无声,只有各种版本的臆测在坊间发酵:自杀,被绑架,在上海协助警方调查……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的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6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静梅发现,杨佳没有回家。他们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房,鸟巢的隔壁。对于热衷驴行生涯、常常好几天不在家的儿子,她并不特别在意。7月1号那天她还买了条鱼,准备晚上烧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们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有搜查证吗?我跟你还没完呢!”事后王静梅回忆道。
    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了王静梅。之后再无音讯。王静荣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对方称其已于7月2日晚上自行离开。而王静梅的主治潘医生,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王静荣:杨佳母亲是在7月2号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住院的头两个星期,王静梅被冠以“刘亚玲”的化名。
    至今,没有人愿意披露警方是根据什么把王静梅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于是把我骗这儿来了, 他们就说上派出所做个笔录,结果三更半夜把我送这儿来了。我家里窗户也没关,估计那鱼都臭成鱼干儿了!”11月9日,安康医院的办公室里,终于见到亲人的王静梅大声对姐姐说。
   “你们不知道,在外行看来,以为王静梅就是脾气不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潘医生告诉王静荣,“她情绪不稳定,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是长期性的,又受了杨佳的刺激。”
   医院给王静梅打针吃药。没有精神病史的她经常拒绝:“我脑子清楚着,甭想给我打针瞎吃药了。”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安康医院里,王静梅这样想。
   在《追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影片里,杜丘是一个被诬“强奸”的检查官,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寻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们说,把我关了好几个月叫什么事儿啊?”病房里两姐妹独处的那天,已经被关了128天的王静梅拉着姐姐的手说,“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不同于官方版本,对于杨佳为什么“讨说法”,北京精神病医院里的王静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杨佳不约而同。
    2007年国庆,“因为一辆自行车,杨佳和上海警察杠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里打了一顿”。之后杨佳打电话给母亲,两地通话两三小时,直到话费耗尽。王静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时一度吵了起来。
    “警察说,你要是这样我就找一证人把他给拘了!”
    然后她用更高的分贝回答:“你拘他试试看,你敢拘我跟你没完!”
    杨佳从上海回来以后,上海警方两次派人过来试图和解。“第一次是杨佳跟他们接触了,杨佳要求处理这件事,要个回执,没达成协议。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执,要这结果,他说没回执,给你1500元块钱,我说不成。民警说,那你说私了怎么着吧,1万元钱行不行?我说你甭给我说这个,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执。”王静梅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杨佳曾“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
   王静梅说自己当时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对话录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给没收了”。
   不仅是被没收的MP3、被搜查的家,连她自己,也从此不自由。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王静梅的记忆中,上海律师谢有明是她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人之一。
    “来了以后跟我说自己给杨佳买了两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怜杨佳的,然后就逼着我签字。后来我一看好几个护士大夫都等着,也怕耽误这事,不给人面子,当时他也是为我儿子嘛。我关在这儿也出不去,我找谁去?只能跟他签了。”来人谢有明因此成为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之前的两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杨佳因为父子间不为人知的龃龉,将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拒之门外,并笔录声明只要母亲请的律师。也是谢有明到访那天,7月17日,王静荣到大屯派出所,登记了妹妹的失踪。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二审判决书——死刑。
杨佳私处
杨佳私处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医院黑色的铁门里,王静梅心急如焚。
儿子的死
    终于,2008年11月23日,王静梅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杨佳,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严肃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蔬菜坏在冰箱里。王静梅生气地发现,她上访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见了。
   几个月的迷雾被一扫而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亲朋好友不禁担心,也许一个可怕的结果就要到来。
   但王静梅言之凿凿地对前夫杨福生和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一定是死缓。”坚定得让人莫名其妙。她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她眼里,律师和记者一样一无是处。
   然而很快,王静梅便又一次感觉被愚弄被欺骗。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点过,上海两位法官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面对突如其来的结局,她顿时六神无主,一摊泥似的往下坠。
   这天晚上8点,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笔者见到王静梅。她的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个子,捆着直发,一身暗色调。
   这时的王静梅平静而无助,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重荷。亲戚,朋友,律师,记者……她追问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无言以对。
   她的声音哽咽下来。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对抗冷漠。但她终于曲着背坐在床边,面朝墙壁,不声不响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她情绪特不稳定。”王静荣替王静梅拒绝了一切来访者,“杨佳案件已终结了,王静梅失踪之事也已过去,让这些都成为历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后几天,王静梅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
   亲朋好友们不敢想,深陷丧子之痛的王静梅会做些什么。甚至有网友建议,为杨佳的母亲发起募捐。他们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她的下一个反应。
    王静梅曾经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时,与另一名服务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静梅出门上访。拥堵在二轻局门前吵闹的上访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门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级单位道歉:“凭什么给你道歉?”最后被拘留了将近10天。但她不服气,“就在今年十七大那会儿,还拿着材料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找人大代表。”杨福生说。
    “她特沉不住气,什么事不能憋心里头。”王静荣曾这样形容妹妹。
   但王静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医院以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杨佳行刑四天后,一直沉默的王静梅写了一封致谢信:
“各界朋友:前段时间我因心情悲伤,又对情况不知,就是一个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个大概,在此感谢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为我失去了我相依为命的佳佳。我也学会了坚强,请大家放心。前段时间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翌日,有报纸刊出,“杨母发出感谢信‘请大家放心’ 杨佳案余音落定”。
   而余音并未了结。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曾对儿子的骨灰一事非常着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静梅一再地说,“再等等吧!”
   杨福生说,就他所了解的王静梅,以她对儿子的后事表现出的耐性,她现在已经“超凡”了。
   儿子死后,王静梅反复无常。她曾经同意媒体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对方赶到楼下,她又闭门不见。她也曾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刘晓原说想见他,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说,别来了。
    12月26日下午,笔者致电王静梅,希望能与她见面。
   “现在还不太方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弱。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居委会对她的归来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连买米买菜都代劳了。她出门总有人跟随,包括去银行去医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王静梅不确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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