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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习近平, 两个垃圾出版了最多的垃圾出版物

历史上要当伟大领袖的独裁者都免不了要以自己的名义出书让全国人民学习和膜拜,但是像希特勒和习近平这样利用权力疯狂推销其书籍的,除了前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外,还真不多见。本文作者对两人的垃圾出版物做了些对比,只不过文章更多指出了二者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之间有很多重要的区别尚未提及:《我的奋斗》是希特勒自己写的,而习近平的无数著作显然都是他人捉刀的;希特勒的书虽然毒害无穷,却是当时的德国人有兴趣去读的,而习近平的书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摆书架装饰用的;希特勒的书是在其掌权之前靠啤酒馆暴动赚来的名气而已经热销的,而习近平的书则是完全是上台后靠其权力进行推广的并且可以断定购书款几乎都是公款;希特勒除了《我的奋斗》并没有出版其他垃圾书,而习近平制造的垃圾书还在源源不断产生。如果说希特勒的书毒害了德国人,而习近平的书如同其背诵的书单,越多就越像个笑话。

作者前言

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宣扬、鼓噪并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历史上的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今日世界作为极权主义全球化恶果的反犹浪潮以及中共国反人类、对抗普世价值的“战狼”狂潮。

极端民族主义,是希特勒的信条和附身符,更是它的财路,也是人民通往奴役之路。希特勒的个人出版物和纳粹党的出版物,成功煽动了犹太人阴谋论,从而使他从一个不堪的“zero”跃升为纳粹德国的“hero”。今天的习近平,是一个升级版的希特勒,奉极端民族主义为圭臬,通过其党媒、主要是其个人垃圾出版物,鼓噪文明世界阴谋论、所谓中华民族受害论,不仅如同希特勒一样实现了从恶棍到“英雄”的进阶,更成为他获取天文数字财富的财路。这种将封建专制主义、现代极权奴役制与高科技监控手段融为一体的魍魉鬼魅,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法西斯主义,是人类正在饱受折磨的梦魇。

洗脑术:从纳粹德国单一国家走向“全球”

1925年8月,一本大部头书在德国书店面市,其售价高达12马克一本。以当时的生活成本来看,买这本书的钱可以买到32公斤面包;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也就是说,用能够买到一部手机的钱买一本书,放在今天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并非普遍行为。但考虑到德国是一个爱哲学、爱思考、爱阅读的民族,如果书是好书,可能真的是会有人掏腰包。但问题是,该书无论是观点主张、逻辑论证、语言风格还是阅读感受,都是相当糟糕的。按理,这样一本书应该无人问津,甚至不能面世。但谁也没想到,这本烂书很快就登上当时德国的最畅销书榜单,之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卖出数千万本,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书。

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希特勒的成名作《我的奋斗》,而九十多年以后,新的出书记录和“神迹”创造者诞生了,那就是习近平的垃圾读物遍布全球。

自2013年以来,中共的出版商大约每三周出版一本以习近平为作者的新思想手册、培训手册、论文集、专题卷或论文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正充斥着习近平的垃圾读本。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8年底,仅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销量就超过2000万册。2022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广告表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四卷现已在全球160个国家发行,并被翻译成21种语言。2022年特别昂贵的新出版物一是习近平外交讲话的两卷英文版,超过1054页,平装版零售价:150元。二是关于习近平职业生涯的五卷本官方书籍系列的插图,其中包括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演讲和传记材料,零售价356元。

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他向外国元首只赠送自己的书籍。2022年11月19日,他向泰国军政府首脑、总理巴育赠送了全套四卷本纲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据新华社报道,巴育总理对这份礼物“非常高兴”。中国通讯社透露,巴育总理此前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内阁成员推荐了这些书籍。“每个人都应该拿到它们并仔细阅读。”新华社评论说,“习近平的书登上了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也出现在许多外国政要的办公桌上。”

出垃圾书:纳粹和新纳粹头子的敛财之路之一

先不说以这种史无前例的、世所未闻的速度写书、出书有无可能,就说版税收入吧,任何人出版都有权得到版税,作为新纳粹头子的习近平更不例外。那么,他到底获得了多少版税、是否纳税以及他是否分配给代写者一杯羹?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国家机密”,想要探听这件事本身已成为“颠覆国家罪”。但我们通过另一些方式的对比,不难得出习近平从出书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说他是中国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为过!——能够为党媒写文章的,每千字报酬是100元至150元;作者从书籍中获得的版税是收入是零售价的7%至10%。从《上海胡润慈善榜》(2014胡润慈善榜)记录的朱镕基版税收入,也可以进一步佐证习近平的垃圾书卖出了人类生产出的商品最昂贵的价格——到2015年,朱镕基讲话实录(2013年出版)的四卷本售出超过130万册。以每本196元的零售价计算,他获得了7%的特许权使用费减去11.2%的税金,其报酬总额超过1500万元。这位在任期间被认为廉洁的总理公开宣布,他将把基金会的收入捐献给教育支持。显然,朱镕基的出书量和速度难以与习近平比肩!且习近平从来没有对巨额版税收入的使用做任何说明!

底层出身的希特勒在骗取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之前,也已经通过出书实现了他个人的财务自由。1925年《我的奋斗》首版印刷一万册被抢购一空,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了22万套,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主动购买这本书。这样一本超级枯燥、晦涩难看的政治书籍,其销量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希特勒上台后,《我的奋斗》成了5000万德国人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籍,更是不愁卖了。依靠版税收入,希特勒仅在慕尼黑郊外就用他情妇爱娃的名义购置了20多套房产,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真正的“房叔”。

以习近平的出书速度、种类和数量,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以一国之财力和外交手段强制在全球书籍市场倾销,希特勒简直是“小巫”轻量级别。轻量级别的希特勒尚且如此巨富,遑论习近平呢。

因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 中共领导人能像习近平在短短十余年出版了如此多的出版物,习进平已经通过出版垃圾读物、宣传册赚到了巨额财富,并在二十大以后在这条路上狂奔,他将继续通过这种方式大发横财。

垃圾书的内容:画堂登猪狗,鞋拔做如意

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整本书中总共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

对于使用印欧语系的德国人来说,最常见的语法错误就是乱用拗口的从句。可在这本书中,冗长、笨拙又难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证和类比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激烈又具有侵犯性的措辞,夸张、华而不实又装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以及浮皮潦草的论证方式。

更糟糕的是,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作者完全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比如在探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崩溃”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时,作者会离题万里突兀地花上十来页跟你讨论怎么治梅毒,搞得跟中国电线杆上牛皮鲜般的小广告一样,不堪入目,无法卒读,且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那么,比起希特勒的单本专论,习近平的海量书本内容又如何呢?抱歉的是,笔者根本没有勇气、没有耐心、更无法抛弃良知去主动阅读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中共所有媒体开足马力采取全方位、侵入性地内容轰炸,已经让人厌倦至极。但我们可以从中共二十大期间,博主们在微博(很快被删除)和推特上的抗议和嘲讽可见一斑:

“九年半的时间,他出版了125本书,约12500000字,平均每天写2500字,版权约31亿。史上出书最多的高手,史上代笔出书最多的高手,史上出书基本没人读的高手,史上出书靠公款购买的高手,史上出书最终都送废品回收站的高手。”

也就是说,单个人制造的纸质垃圾,习近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样的垃圾,不仅毒害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世界,还试图“入脑入心”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烂书骗到最多钱、最多人的“秘籍”

希特勒如果穿越到现代,一定也能靠其“独特”的本事混成个现象级的营销号作家,比那些天天写“美国吓傻了”“日本吓尿了”骗粉的营销号作者们能敛财多了。当然,习近平也就是老牌法西斯分子在今天的还魂!

那么,这样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逻辑都不通顺、没有健全人类理智与情感的人,是怎么忽悠到这么多粉红、篇篇几亿+阅读量、本本畅销海内外的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共同点,以及习近平更甚一筹成为登峰造极的新纳粹分子的独特之处。

首先,成功卡到时代痛点

希特勒在写这本书之前,曾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搞过一次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政变虽然没成,但却把自己搞成了个小名人。一时间全德国都隐约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鼓吹一些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德国又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希特勒此时出书,很多人确实愿意看看这个“爱国青年”讲了啥——从这个角度说,希特勒的第一桶金就是靠蹭热点发的是“爱国财”。

而习近平呢,从上任以来,就祭出“反腐败”大旗。中国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迟迟不肯进行政治改革,权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引起了中国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社会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呼声日高。而习近平就抓住了亿万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在多部著作和各种讲话中把这个话题摆在了核心位置。正如当时的德国人热血沸腾地想听听希特勒如何把德国从一战后的失败国家形象中“拯救”出来一样,中国人也激动万分地期待新领导人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习近平也发现了这个利器真的好使,至今把一切反对他的人都以“反腐败”之名“关进了笼子”。

第二,“标题党”完胜逻辑和理性

希特勒用标题成功地把自己的故事伪装成了平民变英雄,把这本烂书包装成了不成功人士最爱读的励志型书籍。

希特勒原本给这本书定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所进行的斗争》,但这个冗长拗口的名字立刻被擅长“标题”的出版商给否了,换上了书名《我的奋斗》,哪个平凡人不想成为英雄呢?哪个草根、平民不想实现人生梦想呢?一位壮怀激烈的“爱国者”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故事永远那么吸引人,当时的德国大众如此,今天的习近平也如此。

虽然《我的奋斗》这本书充斥了怨恨、咒骂、暴力、血腥、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标题,书籍刚刚面市的时候,真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励志书籍看。

习近平的党媒也是通过各种“习近平的梁家河岁月”之类的标题,他自己各种乏味的讲话其标题与内容也三句不离“爱人民”,硬生生把一个有着严重人格扭曲的纨绔子弟、红二代包装成平民奋斗故事,除了强制用国库购买分发给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个体,也真的有父母当励志书给孩子买,还有愚蠢的基层官员想实现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的梦想而当作奋斗励志书来读。

第三,“目标受众”定位精准

历史上,虽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德国人也确实喜欢读书,但这也仅限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底层民众是没有机会没有习惯读书的。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推行的洪堡教育改革导致的教育普及化,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基数。这当然是一种巨大进步,但弊端是,会识字的大众接受到的教育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填鸭式教育内容,他们懂一些表面的知识,但却无法理解复杂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奉行的这套教育体系,使得这些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民众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就是德意志民族优等这类的。

这种情况下,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环境出现了。德国那些“精英”自然是多懂一些,也懂得深一些,当然是不屑于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套。于是,一些低级的但又是通俗易懂的“地摊文学”填补了这个市场,这些低端读本靠造谣生事带节奏挑动底层情绪。而好学的希特勒当年在底层混社会时就没少读这类书,他对操作阴谋论手到擒来。德国地摊文学多年的养蛊,终于弄出了《我的奋斗》这么个毒王。它既能像其他阴谋论一样信口扯谎,还技高一筹,正如纳粹党的宣传格言所言:要撒谎,并且撒大谎,人们没法验证的谎言。并且,其党机器能把这些谎言串联、编织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系。他们用谎言去呼应谎言,用谬论去解释谬论,把谎言、谬论包装成真理,并日夜不停地几百万字排山倒海地向真个社会倾泻而下,没有任何个体、甚至团体可以反驳,而且由系统性、制度性力量形成的强大漩涡,任何人一时一地光凭三言两语还真无法反驳,一是局部是无法瓦解系统性逻辑的,二是编制成网的打手力量可以轻易消灭散兵游勇式的反击。

《我的奋斗》的目标受众们本来就是只有立场与情绪思维的底层民众,极端民族主义又是当时德国的一个道德制高点,那些愣头青们手持《我的奋斗》站稳这么个“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有良心、有头脑的德国思想家们一反驳就成了“卖国者”。

同时,《我的奋斗》也成了纳粹党员的身份认同,这本700多页的大部头,很多纳粹党徒压根儿也没耐心和理解力看完,但还是要手持一本表明自己站对了立场。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政治动荡危机中绝望、焦躁的德国民粹主义中下层民众,手持《我的奋斗》逃进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庇护所中,希望通过国家的强大、“尊严”来为无力、无望、乃至懦弱的个体带来希望和尊严。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底层民粹主义的春药。希特勒终于靠这本“胡说之书”,凑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本。

习近平得了希特勒的真传,并发挥到极致。就教育和社会治理来说,党文化占据所有系统,不仅教育和日常施政内容以党文化为主,而且人才选拔劣币驱逐良币,无德无才无能者最终占据整个社会的顶端,他们成为习近平洗脑术的忠实执行者。

而中国的舆论环境也是雷同,清醒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每每与民粹主义民众辩论,都得败下阵来,一是中共实施低工资制和高劳动强度,知识分子没有更多时间、精力去“大战红孩儿”。二是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庞大,没有受过较好教育的民众数量远远超过有真知的知识分子。这些民众在经济竞争的劣势中往往处于下风,而他们的简单思维又无法识破他们遭受的压榨、剥削来自这个以“爱人民”自居的党这个秘密。三是,中共一方面用利益收买学生,学生举报老师成风,另一方面动辄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乃至国家机器惩罚“政治不正确”的教育者以及异议人士,寒蝉效应让原本发声微弱的知识分子逐渐哑声。四是,知识分子在威逼利诱等手段面前,发生了分裂,多数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沉默,但极少数如胡锡进、司马南等选择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者,无道德和良知底线地迎合极端民族主义。

在这种一面是能够理性思维的社会精英如任志强们被判重刑,不屑于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充当如纳粹德国的地摊文学功能的胡锡进们占据了舆论场。

习近平的所谓思想正是通过党媒机器日夜不停的鼓吹以及“地摊文学”般的有毒网红极端民族主义鼓噪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对内撒谎,对外撒币,对文明撒野,一个个谎言成了系统,成了任何个体和团体都无法升级的“打怪”游戏,就这样把一个心智不全的独裁者拱上了“皇位”。比如,如果你要跟习近平辩论,当今的国际秩序不应轻易打破,中国贸然行动是冒风险,习近平及其极端民族主义中蛊着一定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个境外势力,一定收了美国的黑钱,你是汉奸!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没人可以与你匹敌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螺旋就这样形成了——谎言以集团军的力量碾压过来,一顶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随意扣在每个人的头上。

于是,习近平的垃圾书如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为了一种身份互认的工具,不愿意读的,又通过“入脑入心”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强制占领人的精神世界。从这里看出,习近平的破坏性远比希特勒更剧烈。后者只是一本书,习近平却是浩若烟海的动能,不说内容,仅仅体积就能让人无法呼吸。

1929年的经济危机让德国跳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坑,中国也遇到了巨大“危机”——只不过首先不是经济危机,先是疫情爆发,接着大规模封城,再接着出现当下的全面,包括经济危机、国际关系危机。习近平再一次完胜希特勒——希特勒时代所处的经济危机是客观的,而中国的危机从种种危机的脉络来看,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人为的,是实现习近平登上皇帝宝座的政治野心的环环相扣的阴谋,但他把屎盆子扣在了“美国”这个“外敌”的头上。这样一来,一方面,面对危机,人口基数极大的民粹主义民众寄希望政治强人来挽救其命运。加上长期的所谓习近平思想洗脑,民粹主义民众把自身遭受的不公正主要原因归因为“美帝国主义亡我心不死”“美帝国主义卡脖子所以经济才不好”等等。这种氛围如同纳粹德国对希特勒的指望。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从长期的折腾中逐渐看清习近平的“反人民”本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加快了宣传机器的运行,加速了出版垃圾书籍,这真是得了纳粹的宣传真谛:“没有外敌也要树立一个外敌,否则人民将把你当敌人”。不知这样的纳粹式谎言还能走多远?

第四,习近平的负面清单:远超希特勒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说过,以二战欧洲战场损失人口而论,德文版《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单词等于125个生命,每一页剥夺了4700人的生命。1945年后,这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在德国被禁止再版。德国在2015年的时候拍过一部《希特勒回来了》的电影,幻想希特勒穿越到现代德国,会怎样。

而习近平的垃圾书将产生何种破坏力,无人可以想象,只有时间才可以回答。但也可以对比思量一下,希特勒的单单一本书,且仅仅在德国流通的书,其破坏力已经是正常人的意志难以承受的伤害,那,习近平远远超过希特勒能量级的书将如何?他的书又会在哪一年在何种情况下成为禁书?抑或从此往后多年,就是这样的垃圾四处飞扬,如雾霾一样笼罩世界?又该是未来哪一年,人类也会出版一部《习近平回来了》这样的电影,让中国人、世界去思考习近平的破坏力?

如果希特勒重回,现代社会挡不住他,正如中国乃至世界没有挡住习近平一样。因为大众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叠加传播技术的普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传播更甚远,这真是尼采所谓的“愚者占据智者头脑”的时代——有时间、有精力并最愿意将一切遭遇诉诸网络的人还是那样一批人。对这些人来说,经过严格论证的观点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而带着情绪和立场的观点最省力、最省事、甚至最省钱就可以得到的,而像习近平那样,将完全扯谎的新闻、杜撰的历史以及假想的敌人掺合在一起,危言耸听又“豪情万丈”地向他们兜售本质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梦”的论述,反而是他们最爱听的。越是浮躁、普遍无望的年代,越会如此。

而被文明社会用来改善民众生活便利的高科技,被习近平采纳为监控民众的完美手段,一方面,只允许所谓“政治正确”的话在网络传播,把异议声音彻底消弭,这将进一步让直线、情绪思维的民众进一步走入信息茧房,受害狂想症更加狂躁。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把真实的血肉之躯打散、分割在孤岛上,使整个中国成为一座巨型监狱和集中营,人们失去社会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也失去热情和愿望。

这样,一个只有习近平鬼影和魔法的社会来临,一个寂静无声的社会将让习近平的书籍这种有型垃圾和无形的精神垃圾畅通无阻地横流。

而这,是希特勒怎么梦想也梦想不到的!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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