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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建政后到底杀死多少中国纳税人?

这篇文章提供了不少统计数据。- 希望反驳的人能拿证据说话。

六四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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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了,现在人们比以前富有了,强调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早就会比现在富有,而且更会享受到民主和自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就说过,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看看同样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那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早就富有,更有了民主选举,人民不再是政治奴隶。更不要说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 家和原苏联,都是历史的证据。

从中共掌权至今,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发起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 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 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 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 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 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 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 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 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只是这五个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 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 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 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 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更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 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 4,040万至4,319万之间。”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 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2010年,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发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英文专著,提出中国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是4,500万(是目前 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冯克的数字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曹树基(根据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推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的基础上推算出的。冯 克在中国调查时发现,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死亡数字都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还首次提出具体 比例: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曹长青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 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 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 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 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 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 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 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 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 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 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 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 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 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 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 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 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 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10年,超过1,000名法轮功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三千多(有名有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仅2007年,家庭教会遭当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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