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是中共最能打仗的将领之一。1955年，中共授军衔时，粟裕在十位大将中排第一位。1955年授衔的3个大将和26个上将都曾是他的部下。粟裕战功之大，仅在中共元帅林彪之后。

1949年中共建政后，粟裕曾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

科学院副院长、军委常委等。但是，195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粟裕打倒。从此，几十年郁郁不得志，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平反。

粟裕受到严厉批判

1958年3月，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工作。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把解决“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彭德怀宣布，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5月26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与会者就粟裕在“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5月28日，粟裕被迫在大会上作检讨，但毛泽东不满意。毛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大鸣大放、大小字报相结合的方式，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5月30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此后，会议温度迅速上扬。会议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人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毛泽东对此仍不满意，声称：会议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根据毛的指示，会议人数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粟裕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同时对一些原则问题、重要事实做说明。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粟裕被说成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告洋状”等。面对强大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

但是，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不久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

8月31日，中共政治局通过“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挨整的两大原因

首要原因是，毛泽东担心中共军队内出现朱可夫式的人物。

苏共元帅朱可夫，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落难的关键时刻，有“救驾”之功。1956年6月21日，苏共元老莫洛托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七票对四票，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这时，朱可夫挺身而出，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在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朱可夫猛批莫洛托夫等人。最后，莫洛托夫等被打成“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反败为胜。

此后，朱可夫声望日增，引起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同年10月，赫鲁晓夫趁朱可夫外访之机，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发起对朱可夫的大批判，随后，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国防部长等职务。

1958年1月 21日，毛泽东建议军队专门拿几天时间讨论苏军元帅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问题，吸取苏联的教训。

1958年5月，毛泽东发动批判军内教条主义，整肃粟裕、萧克、李达、刘伯承等将帅，就是担心他们功高震主。

其次，粟裕得罪了三元帅一总书记。

第一个元帅是彭德怀。1954年，中共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并无明确规定。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

为此，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五易其稿，都通不过。

1957年11月，粟裕访问苏联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苏方提供一份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资参考。这件事后来被彭德怀说成“告洋状”，“里通外国”。

第二个元帅是聂荣臻。粟裕刚到总参谋部当副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规定粟裕每半个月要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初是这么做的。但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讲，毛泽东太忙，不要事无巨细都向毛报告，有的报到他那里就行了，需要毛知道的，由他批示后再转报。从此以后，总参送到毛那里的文件少了，粟裕直接到毛那里汇报也少了。

结果，毛怪罪下来，一通批评。聂荣臻不得不作检讨，粟裕也写了检讨。毛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检讨很好”，还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毛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引起聂荣臻极大的反感。

1958年，聂荣臻批判粟裕的话非常尖刻：“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第三个元帅是陈毅。论战功，粟裕在陈毅之上。1955年评军衔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粟裕坚持辞让，最后只授了大将军衔。陈毅没有打过多少大胜仗，败仗倒是没少打，有人说他是“半个元帅”，有人甚至说他是常败元帅。尽管粟裕很低调，但是，他的功劳实在太大，让陈毅很不爽。1958年批判粟裕时，陈毅是批得最狠的一个。

据一位中共元老回忆：在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只得点名陈毅：“你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一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

在1400人的大会上，陈毅做了长篇发言，新帐旧账一起算，痛批粟裕。

一个总书记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的十几万大军被蒋介石的军队打的只剩几万人，不得不扔掉装备，跑到大别山。中共称之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刘邓矛盾激化，刘单独带兵出大别山；后来，邓也不得不退出大别山。而粟裕带领的部队一个接一个打胜仗，而且是大胜仗，这让邓心里很不痛快。

1954年邓小平进北京后，一直到文革前，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邓都是重要组织领导者之一。1954整高岗、饶漱石有他，1957年反右派运动有他，1958年批判粟裕、刘伯承等也有他。1958年，邓小平是军队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

据张雄文采访许多老干部得知，粟裕、刘伯承生前一直没有平反，就是因为邓小平挡着。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等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在邓小平，刘邓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写报告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

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李达的报告送上去后，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去找邓小平，要求给1958年受批判的人平反。邓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1958年是谁负责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粟裕是个悲剧性人物

1979年10月9日，粟裕给时任中共党魁华国锋写过一封申诉信。其中谈到，1958年对他的批判，曾传达到团一级，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发言、简报，他违心做的检讨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

20多年来，这场大批判成为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使他内心深为痛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冤假错案被平反，特恳求中央对他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但是，直到1984年2月5日粟裕去世，他的冤案没有平反。

粟裕夫人曾总结说：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晚年生病病得苦。跟随中共“革命”六十年，三十年处于逆境中。

结语

毛泽东需要粟裕替他卖命时，不吝赞美；等到毛大权在握之后，一句粟裕是“坏人”，整得粟裕几十年抬不起头。这样的悲剧，在中共历史上反复上演了无数次。

历史的教训充分证明：替中共卖命，最终都没有好果子吃。

 

邓小平长期不给粟裕平反，为什么？

1、 粟邓的梁子早在解放战争之中就结下了。

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刘伯承。    现在评价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时，都说毛在坐镇西北抢占东北的英明决策。其实毛当时更想抢占中原，而且是投了血本的。先是派陈赓谢富治进中原，结果铩羽而归。毛于是想起了刘伯承。    刘伯承红军时期就是毛共军队的第一军师，他的理论水平在红军中是顶尖的，为红军的正规化做过非常了不起的贡献，而毛在建军的细节和正规化等方面确实不如手下诸将—或者也许毛压根就认为细节本来就是手下的工作。毛对刘伯承一直寄予厚望，比如大渡河时刘伯承向毛提出抢占渡口及早过桥，毛就非常欣赏刘伯承，而且也在实际上偏袒刘伯承，让刘伯承带领红军精锐率先出发抢占渡口。

不过刘伯承在大渡河问题上暴露了军事上的学院派风格。他按部就班行军，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而毛的另一只精锐林彪则后发先至，抓住战机急行军强渡了大渡河，等刘来的时候就是打扫战场了。这样，林彪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而刘伯承自此以后地位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主要做参谋工作了。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又建议毛争中原，正合毛意，于是毛给了刘第二次表现机会：让刘在陈赓谢富治兵败中原后能进军中原站稳脚跟。中国历史上逐鹿中原这个成语是非常出名的，邓见毛意争夺中原的决心很大，也跟着拼命鼓吹进中原。毛把当时军队中的重炮等先进武器配备给了刘邓，把希望寄托在刘邓身上。

不过，刘搞军事学问一流，真正临阵打仗随机应变就只能算二流了。刘邓进了中原就被国军赶着跑，令毛极度失望，最后刘邓被赶的没有地方去，就请示毛是否因该打开血路回撤陕甘。毛的答复很灵活：“若可撤回陕甘，则可；否则南下”。当时实际上去陕甘的路已经被国民党给封住了，这样毛的意思很明显：与其回撤要西北军队分心接应刘邓，不如保持有生力量南下。

这可难为了刘邓。因为南下要过黄泛区，那么多重炮怎么办？于是邓小平主张炸掉重装备轻装南下。邓催促刘下决心，就这样，刘邓炸掉了重装备，带兵进了大别山（电视剧“千里挺进大别山”写刘签字下令炸掉重装备，对邓的作用一笔带过。其实，导演也搞不清邓催促刘炸掉重装备在当时是否是正确的决定）。这样，直到淮海战役，刘邓一直躲在大别山，没有什么建树，倒是因为南下把毛的家底给折腾没了。

（当然，邓当政后把自己进大别山的作用写成是“一把尖刀插到了蒋的胸口”，这么说，没什么不对，但逃跑变成尖刀是粟裕后来的作用，更是毛委婉拒绝刘邓回撤陕甘的结果。）

然而，刘邓部队躲在大别山的日子里，华东粟裕、东北林彪、西北彭德怀都有骄人的战绩。特别是华东，毛在抢占东北时并没指望华东出彩，然而，正是华东部队帮助毛度过了难关，把国民党部队吸引到华东战场，让刘邓在大别山站住了脚。

当然，这段历史在79年邓主政后，把这段历史说成“挺进大别山”，牵制了国民党部队，所以导致粟裕打得好。邓这么解释不能算错误，问题是把刘邓赶鸭子的国军素质可比粟裕的对手差远了。如果刘邓遇上国军74师，早就玩完了，至少刘邓逃的更快。刘邓把毛的重武器家底带出来然后自己炸掉，而粟裕当时可是白手起家并成为蒋介石在东北之外的主要对手的。

所以邓的解释“挺进大别山导致粟裕打得好”虽有道理，但明眼人是不会认同的。邓得势后拼命鼓吹刘伯承的“两军相逢勇者胜”实际就是洗脱当年军事上的胆小无能导致的“挺进大别山”。逃进大别山成了“勇者”，如果真是勇者，怎么不回头向粟裕那样和追赶的国军“两军相逢勇者胜”呢？其实连挺进大别山都是毛泽东的手笔，否则以刘邓当年的打算是希望陕甘向东打，刘邓向西打，这样刘邓就突出重围回撤陕甘。不过毛的军事天才不允许刘邓这样干，所以压着刘邓南下。

应该说，毛把重大的机遇给了刘伯承（比如大渡河与争夺中原），可刘没有能力抓住，所以在解放后刘伯承自称“主要还是做做参谋长更合适”，进入了他最擅长的军事理论研究。刘在军事理论研究上是解放军的第一把交椅，这在以后中苏对抗中刘的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国的国防安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后话。

    2、 “挺进大别山”是怎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这就要归功于粟裕。

毛当时规划大决战时，实际上对淮海战役并没有明晰的概念，因为淮海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家门户，都是蒋的精锐（淮海战役蒋经国都亲自出阵，可见老蒋的重视）。毛原意是把北部（东北华北）彻底解决后再考虑华东。这时，粟裕提出一个大胆构想，就是刘邓的大别山部队在西线，粟裕的华野在东线，两军合起来打一个淮海战役。如果蒋不想打淮海，则刘邓或粟裕一部可以渡江，威胁南京，使长江北线国军撤回一部分，减轻未来压力；如果蒋想打淮海战役，则蒋就必须把部队向北调动，这刚好把共军的运动战优势发挥出来，而且蒋北进会使蒋的后方空虚，这样蒋就不能专心于北线战事。

粟裕的这个战略构想非常了不起，一下子就把大别山的刘邓棋子给用起来了。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军队的山头派系问题。毛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粟裕的构想，并高调支持粟裕，另一方面却向粟裕请教协调指挥的问题，并请教刘邓军队武器不足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粟裕兵员不足的问题。

毛向粟裕请教问题可是大有学问的。因为，刘邓的部队在三大战役前夕，一个团的火力配备还不如粟裕的一个连。刘邓连发动一次歼灭团级国军的火力能力都没有。而且，刘伯承是长征的老红军，粟裕则是外系。这个时候，粟裕提出，可以把请刘伯承邓小平做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实际就是给个空名让刘邓出兵。毛的决策又一次显示了天才的一面：毛让陈毅去刘邓那边—实际是压着刘邓上阵，然后按粟裕的建议给刘邓安上总指挥的名头，但实际指挥权则给了粟裕。

刘伯承的第一反应是：“我连武器都没有，怎么打？”邓小平则说：“就是打光了也要打。”现在宣传当然说邓是彻头彻尾的主战者，刘伯承死了后歌颂邓的电视剧把刘写的比邓还差，片中写刘一直犹豫，而邓则催促刘早下决心大打。事实上，刘邓和毛的反复电文往来最说明问题：刘邓强调与国军精锐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违背毛的“保持有生力量”的方针，这是邓的“就是打光了也要打”的含义。

邓79后在自己的文选中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么说没错，但知道历史的人会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

毛派陈毅到刘邓那边起了大作用，陈毅打着毛的旗号力压刘邓出兵，并协调粟裕给刘邓提供了大批武器。陈毅如果不力压刘邓出兵，则华野就必须单独作战，所以陈毅尽管对粟裕架空自己是非常恼火（陈毅后来揭发粟裕是“第一阴险小人”，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自己的血本被粟裕压了上去，所以陈毅就必须压刘邓上阵。这是毛泽东高明的一面。

毛后来把淮海战役说成是“粟裕硬把夹生饭吃了下去”，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有一段历史是：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的时候，越过诸将，把粟裕从后排拉出来去铲土，那可是除了朱德外唯一一个军人，由此可见粟裕在毛心中的地位。

    3、 粟裕在邓当政后仍然忠于毛

粟裕在自己请求平反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忠于毛，犯了大忌。邓急于批判毛的用心岂是一个军人能够理解的？邓怎能让忠毛的粟裕掌管军队？

粟裕强调“彭德怀诬陷打击粟裕”，也犯了大忌，因为邓就是要树立反抗毛的标本。如果给粟裕平反，就是说彭是错的，毛是对的。粟裕在这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傻子的素质。

    4、 邓打越南，被粟裕讽刺

在此不讨论打越南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军历史中，从来没有象对越作战那么狼狈过。邓的理论家把越南之战的狼狈说成是“毛的战争思想过时”。粟裕则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过时，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粟裕的这种言论犯了邓的大忌。

至于邓后来解散大飞机、计算机、激光技术、相阵雷达等项目以便“全力发展经济”“军队现代化”，那就是后话了。邓时代的很多中国人喜欢“富裕”，对国防嗤之以鼻。历史会怎样检验邓的“富裕就是强大”，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邓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搞掉了华国锋、丑化了毛泽东。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则邓把台湾利益送给美国、邓时代的银河号被美国拦截检查、大使馆被炸翻、飞行员王伟被撞死等事情，都在实践上检验并证明了邓在军事上和大政治战略上是个彻头彻尾的短视无能者。当然，也可能是邓说的“韬光养晦”，就是说，别人打你也不还手，专心挣钱最重要，等挣多了钱，别人就不打你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就这样认为。

聂荣臻至死不饶粟裕，

中共开国大将粟裕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受到聂荣臻等老帅批判围攻，后遭撤职蒙冤数十年，直至1994年，粟裕去世十年后方才平反。《中国侗族军事史》主编吴跃军在个人博客发表博文《聂荣臻代总长与粟裕总长的恩怨》指出，粟裕迟迟不得平反的原因就在于聂荣臻的坚决反对。……而且聂荣臻还拉上了徐向前，以及粟裕在三野的那些同侪。

更重要的是，拍板者邓小平十分买聂荣臻的帐。总之，案子压在了邓小平那里，直到聂、徐去世才正式平反。这也就是有人诟病聂荣臻“小心眼儿”，“特记仇”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