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国民党匪首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壮烈牺牲。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当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捕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几乎所有被捕的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国民党匪徒强暴和凌辱。

据后来统计，这次西进河西走廊的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捕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各地、四处飘零的4500人。面对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感慨万千，挥笔写下题为《兵败抒怀》的五言诗：“壮志匡神州，拔剑扫妖氛；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行。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

西路军为什么遭到如此的惨败呢？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开国元帅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二、这次西进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中，被捕的1300多名女红军战士惨遭骇人听闻的强暴和无可复加的凌辱，成为中国女红军革命历史上最悲惨苦难的一页。

那是一个充满悲壮和惨烈的年代，那是一代巾帼英灵的浩然壮歌，那是红军女战士用血和火谱写的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诗篇！红军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受到国民党匪首马步芳军队的毒手。她们惨遭骇人听闻的强暴和无可复加的凌辱，成为中国女红军历史上最悲惨苦难的一页。

在西征途中，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浴血奋战、碧血黄沙，被捕后仍进行了坚决斗争，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有的被转卖不知所终，被营救回到延安的只是极少数。据有关媒体报道，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马步芳部队“把被捕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当时，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被捕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国民党匪首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当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受尽苦难。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长王泉媛被一个叫马进昌匪首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然而，当王泉媛和有的女战士终于逃脱魔窟，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军办事处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当时，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但孩子最后被埋在沙漠里。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陈昌浩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都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也没有开会，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捕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结果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步芳部队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捕，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三、在极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路军老战士命运坎坷，屡遭迫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中央拨乱反正，才重现了西路军的悲壮而辉煌的历史。

据有关媒体报道，当时，拼死突围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之后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就以托派的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但是，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十年“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躲避。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然而，大漠黄沙掩不住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悲壮而光辉的历程。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长王泉媛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2006年，中共中央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宣传西路军，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西路军老战士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得到很大提高，一批重现西路军真实历史的史料和回忆记实作品、文艺作品诸如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专著《西征中的女红军战士》，电影《祁连山的回声》、《惊沙》等相继出版发行和上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历史终于记住了西路军的悲壮而辉煌的功绩，人民对西路军女战士给予了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