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与毛的梁子，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就结下了。当年毛泽东带领的一方面军，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会师懋功，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陕甘，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川藏。张国涛一度打算凭藉实力(张当时拥兵10万而毛仅剩1万人左右)，挟持毛泽东及中央随他南下，然后借路线问题，将毛泽东一干人等除掉，自己再另立中央。要知道“路线问题”是清除异己的王牌!不料，叶剑英告密，毛来了个金蝉脱壳，成功北上。张国涛的军队也在南下此路不通三过草地损兵折将之后，北上与毛泽东在延安会师，长征也就结束了。张国涛的这次行动，后来被定性为“南下分裂”!到达延安的张国涛所部，尚剩2万人左右，是红军最强大的一支，兵力占红军的五分之三强。这种力量格局，无疑令一心要搞掉张的毛泽东和他控制下的中共中央颇为忌惮。
1936年10月28日拂晓，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的2万人的“西路军”，喊着“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渡过了黄河，北进一条山，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西路军总指挥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是：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战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以此作为立脚点，伺机策应东方部队渡河作战。西路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西路军在空旷的原野里急进，惊沙扑面，呵气成冰，饥无可食，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进军到大靖附近时，西路军总指挥部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并征求他们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西进还是东返，事关西路军战略进退。谨言慎行的徐向前，经过深思熟虑，力主西进新疆。军政委员们赞成总指挥的意见。于是，陈昌浩拍了板，决定西进，并向中央军委表了态。
但九军出师不利，在古浪遭包围，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九军进驻该城的第二天，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团、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九军难于支撑，不得不撤出战斗。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及二十五师师长等不少指挥员阵亡，排以上指挥员伤亡尤重。九军一蹶不振，西路军犹如“壮士断臂”。
这时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以牵制河西马家军。徐向前对中央军委的这一意图百思不得其解，他直率地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不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可陈昌浩劲头十足，认为马家军已被基本击溃，形势大好。两位主将踏着火盆吵得很凶，面临全军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徐向前不能不坚持原则，而陈昌浩肩上另有一种压力，也不能不直抒己见。最后陈昌浩拍板结束争论：“中央要我们建立根据地，我们得坚决执行，不能右倾!”权力镇住了真理，徐向前毫无办法。
从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在狭窄贫瘠的“弄堂”里涮来涮去，很快便把元气和战斗力涮光了。西路军指战员无日不战，对这不进不退、不东不西的状况，大惑不解。一天，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激动地对陈昌浩说：“政委，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李先念的态度代表西路军指战员的意愿，可陈昌浩置之不顾，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多嘴!”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是的，正如徐向前所说，西路军“傻了叭叽”的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里徘徊，或东行、或西顾、或驻守、或前进……最后被分割、被包围、被吃掉、被歼灭……西路军何以从昔日的游击高手,变成了到处挨打的散兵游勇?个中原因,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是徐向前用兵的主要掣肘力量，徐向前在此书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说的正是此种心境。但徐向前到死也不敢想这是毛泽东在借刀杀人，不把西路军兵力磨光他怎能甘休。
按道理说，行军打仗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但西路军却对中央指挥亦步亦趋，实在另有难言之隐。在后来披露的中央指挥西路军的“混帐”电报中，有张国涛以个人名义发的电报，显得尤为扎眼。张国涛电告陈昌浩，中央西进的决定是正确的，请陈昌浩同志吸取南下教训。所谓南下教训，就是分裂教训。张国涛在这里传递的消息很明白了，西路军的西进还是东进，是党内的路线斗争，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政委出身的陈昌浩当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他必须对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是“南下分裂”，而他就是第二个张国涛!别忘了，他，包括所有的西路军将士，都是南下过的噢，西路军，乃一狐疑之师耳。
中央电报屡发，活脱脱一催命无常，陈昌浩屡行，明知不可为而为。西路变成了血路，两万精锐之师最终埋骨黄沙。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逆来顺受、惟命是听，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西路军将士何辜，竟成“路线斗争”的牺牲品矣!
西路军在回旋余地狭小的永凉地区，同马家军决一死战，仅半个多月，就毙伤对方6000多人，但自己也损兵折将，疲惫不堪。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央一度令西路军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西路军顾全大局，指东转东，指西折西，军无二心。1937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守军1400多人全部投降。一月上旬，九军进驻甘州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这时，中央军委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只好停止西进，随即被数万马家四面包围。1月12日，高台县被攻陷，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等大部分阵亡。
西路军几经血战，只剩一万多人，最后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的43个屯庄里。2月，西北“二马”抓住红军没有补给、弹尽粮绝的致命弱点，不失时机，发起总攻，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残酷血战。
2月中旬，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谈协定，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粉碎马家军进攻。对西路军提出中央派援军和准备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以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复示，不能派援军，不同意东出青海大通，并尖锐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陈昌浩接到电报，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长征途中，陈昌浩是“国焘路线”的支持者，身上有旧账，有苦难言，只得不顾实际情况，惟命是从。2月21日，山穷水尽的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去，又遭堵截。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强压火气说：“我们好不容易突出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可陈昌浩自有苦衷，仍大唱“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的高调。徐向前还能说什么!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又遭马家军围攻。这时，中央来电，要西路军固守50天，西路军欲撤不可，欲胜不能，只好就地坚持，艰苦鏖战。但几次激战，西路军已陷入绝境，只好边打边撤，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倪家营子，残兵败将被追逼到石窝山头，又与追来的对手展开了一场死战，血海肉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裸露的石窝山顶举行。徐向前在前沿指挥部打退追军的最后一次进攻，喘息未定，便急急赶去山顶开会。他赶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这些坚强的汉子眼圈都红红的，有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陈昌浩林抹了一下眼泪，声调哽咽地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打不过敌人了，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人就近打游击。这个决定事前未征求徐向前的意见，主将弃军而去，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要活活在一起!”可陈昌浩以“个人服从组织”拍了板。徐、陈带了30多人的小分队离开了部队。
当西路军残部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路线斗争依然在进行。据李先念回忆，当时和他一起返回延安的西路军将士，被上级分别招去“谈心”，会谈最后，问及他们是希望留在延安，还是希望到苏联。李先念坚定的回答要留在延安，他活了下来。那些回答希望到苏联的战友，后来均被共产党秘密枪决!
一位曾参与此事的当地干部津津乐道地告诉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说，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地挖，一锹一锹地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
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