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 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恩来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中共早期党员司马璐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司马璐，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

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还有一件怪事是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网上另有一篇文章”我亲眼见过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说，文革时期在看电影时，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纪录片中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下跪。为什么出现下跪的镜头？那是毛周接见外宾以后，当外宾走后，周恩来双手托起外宾送来的礼物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坐在那里，而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的地上，双手托着外宾留下的礼物，翻译王海蓉就站在旁边。我那时还小，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新社会还有下跪的事情，只有在反映旧中国和古代题材的戏剧电影里才见过下跪的场面，所以看到周总理下跪，觉得不太对劲。现在想起，当时做为年轻人的王海蓉，为什么不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礼物，代替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只有一个解释：王海蓉熟知周恩来的习惯，知道她不可能代替周恩来下跪。

万润南先生在”《清华岁月》:周恩来和清华文革”中对有这么两段描述，

“1966 年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少奇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胡平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还有这样一段评述。胡平先生说，有些人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 命是从”。周的表现\只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绝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 “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是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 –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朝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中共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正像大纪元专栏作家唐子先生所说，如果确定毛泽东就是中共里的一号魔鬼，二号魔鬼非周恩来莫属。中共所以能把中华搅乱八十多年，基业就是这两魔奠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没有周恩来，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成功。所以中共有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之说。对于中共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天魔，周恩来是人鬼。

周恩来最后使命：长沙下跪，请毛泽东公正定夺领导班子

本文摘自《红镜头中的毛泽东》，杜修贤摄影 顾保孜撰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5

10年后，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傍晚，周恩来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令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的人鱼龙混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由谁掌握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公正地定夺班子，以保证红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的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他对这位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先是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周恩来还关切跪地用手按了按毛泽东略有些浮肿的足踝，对毛泽东的健康深感担忧。很快，他们的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或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得轻轻舒了口气。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两天后，日历醒目地印着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于是，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

傍晚，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相隔不久，“寿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场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感觉，但大家还是感到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话也多了，可见毛泽东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后再次定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8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全文完）

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逆来顺受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国家总理！令人感到万分震惊的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对毛泽东如此卑躬屈膝？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周之间怎么了？这是由曾经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开头首次公布于世的周恩来手稿信内容。这部五十万字的着作也就以此为线索开始探讨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生恩怨，书中公开了大量中共高层机密档案，遍访有关高层知情人物，将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的中南海宫闱秘史托出。

此书4月5日在美国纽约推出，据说是为了纪念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27周年，也恰在此时，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电视上的镜头充斥着萨达姆铜像被美军和伊拉克人民拉下基座，遭到伊拉克人践踏的画面。而这本书的爆炸性内容，无疑也成为将毛泽东、周恩来的神像从圣坛上拉下的一刻。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周恩来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尽管普通人民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深厚，包括国际上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外国领袖对于周恩来褒扬有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在建国后用各种手段残暴排斥异己，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亲密战友，发动文革，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浩劫，作为曾经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保身，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本书以翔实内容和资料，告诉人们，周恩来为了保持晚节，向毛泽东妥协，客观上为毛的残酷打击起到帮凶的作用。由于此书内容太敏感，与官方多年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和文革史宣传口径大相径庭，中共高层立即指示海外左派媒体如香港文汇报等，严禁在文章中涉及此书内容和作者。

《晚年周恩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约在一九二六年初广州第一次见面起写起，公布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绝密文献史料和作者第一手采访成果，当时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解除毛泽东职务，到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势、从此与周恩来结下四十年的恩怨。两人的关系恰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当然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这也是中国政坛翻天覆地的十年，毛泽东连续打倒中国的两位所谓国家接班人，其间毛周之间关系时密时疏，或热或冷，起伏跌宕，根据作者所说。矛盾的基点都是毛泽东念念不忘当年周恩来整过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声望大起，以及担心周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这样才必欲整治，报这一箭之仇，要将周恩来打倒，而周恩来则对毛极力隐忍周旋，顾全大局，力图保持晚节。

书中透露，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后的除夕夜，从来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游泳池院子传出了喧闹的鞭炮声，第二天据说拉走了一车的鞭炮屑。这是毛泽东终于公开自己对于周恩来之死的庆幸。毛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党内高层乃至老百姓的传闻，但是官方宣传讳莫如深。

周恩来忍辱负重，先后帮助毛泽东搞掉了刘少奇、林彪、贺龙、陈毅等，书中说，根据作者所见的资料，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而在倒刘中，毛泽东居然让周恩来负责起草足以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定性报告，甚至还让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对刘少奇审查报告，将周恩来在整刘少奇一案中的责任铁板钉死，使得周恩来明知道刘是冤案，也得跟着毛去干。这成为周恩来晚年的最大污点。

书中还记述了林彪之死前后、周恩来与四人帮的关系等等许多历史文献和采访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当局讳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开面世的，例如：周恩来如何对多年老战友如贺龙落井下石，后来又受到良心谴责；周恩来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访华过程中如何受到外国政要与媒体推崇，因此被毛忌恨，发动十天的批周会议；毛泽东临死前还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来的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刊出等等。

作者高文谦现居纽约，他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本书前后写作达五年之久，中国有关方面听闻他将要出版这本书后，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施加压力，要他不出版这本书。高文谦说，当时他母亲在国内，有人曾以“你妈妈一辈子受尽了磨难，希望晚年不要给她带来新的磨难，再遭受不幸”为名劝他不要出书。

高文谦认为，北京对于重新评价周恩来以及揭露毛泽东的真面目如此惧怕，是有其现实原因的，那就是生怕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长期以来对于周恩来研究，除了官方宣传之外，根本碰不得，这是因为涉及到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周恩来的忠君思想、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这类东西是中共摆平内部思想分歧，维护党内团结，或者说是维护中共核心体制的有效工具，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维护以中共一个核心为特征的集权体制的一种凝合剂，碰了周，把周恩来请下神坛，就等于让世人看到这套东西的封建性和残酷性。由此将会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行。”

高文谦出身于中共干部之家，父亲是延安抗大毕业的高干，母亲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今年五十的高文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十几年，曾任经室务委员兼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用他的话说，“我长期在体制中工作，接触了大量核心档案。”后来他被任命为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执笔人，并写过一些文章，但是他说，这些奉命文章，没有写出我真正要说的东西。1989年六四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当时和另外两位室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带领机关干部上街声援学生，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肯定民主运动，希望从最高领导开始惩治腐败。后来就成为单位中清查的重点对象。不过单位领导人还是保我过关，让我继续在文献室研究周恩来、毛泽东。但是，“哀莫大于心死”，高文谦被责令写检查，他闭门思过，思考过去的历史，反思自己的角色，六四和文革的关系，甚有领悟，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作违心之论，“在夹缝中做文章”，写出了一个他认为真实的周恩来。

但是海外研究者对于周恩来的晚年是否就是完全在毛泽东的淫威下屈从，仍有着不同看法，1994年起在海外广为流传的《解开周恩来之谜》作者吴洪森认为，周恩来实际上与毛泽东暗中斗法，最后取胜的是周恩来。特别是在周恩来使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周邓两人联手瞒过了毛泽东，使邓小平接过周恩来的旗帜否定文革。而周恩来临终前也已经通过给叶剑英的交底，策划了将来以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出面逮捕四人帮。这一点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可见端倪。叶剑英每天到周恩来的病房，一谈就是三四小时，有一次甚至闭门谈话，工作人员只听到“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可见当周恩来一边在写给毛泽东的“忏悔信”，一边还在安排后事，不仅是他身后的事，还在安排毛泽东身后的事情。这才是周恩来复杂人格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吧。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曝周恩来的惊人秘密

自称是陈永贵老朋友的作者秦楚曾发表博文，称中共前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曾对他说，叶剑英曾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自曝中共抓捕“四人帮”的一些内幕，其中涉及周恩来对江青的暧昧态度。该文最早发表在2006年4月13日的《历史研究》上。

文章称，华国锋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帮）这些人，作者问及陈永贵对此事的看法，和有没有参加和讨论抓江青“四人帮”的会议。

陈永贵说：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研究决定后，通知了叶剑英。

陈永贵披露，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早在毛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他商量，也和邓小平研究，乘毛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毛商量。他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恩来和他们配合。叶曾经试探过周的口气，但他只要一提起江青，周就说要听毛的话，相信毛，“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周恩来 江青及四人帮互相利用

时政评论家陈破空称，周恩来置身中共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无人能出其右。中共后期传“四人帮”敌视周恩来，其实，即使四人帮也极敬重周，只因毛泽东对周的嫉恨和指使，四人帮有时不得已，充当批周先锋。

林彪死后，毛泽东和江青派人去抄家，发现了周恩来和林彪之间，二百多封书信来往，其中周对林的效忠之词达到肉麻的程度。江青故意告知周，并问如何处理？周不动声色说，您们看着办吧！为了向周示好，巩固江周同盟关系，江青下令，把那些信，全部烧毁。周感激江，投桃报李，更对江青大量支持。

周恩来为自保 极力讨好江青

在文革中，周恩来为了自保，极尽讨好江青，甚至连人格底线都不顾。很多情况下，周恩来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臣民甚至奴仆。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谈到，中共九大后，周恩来对黄、吴、李、邱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后来他们体会到周恩来的意思：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而是和毛泽东连在一起的。

据《华夏文摘增刊》第625期《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一文描述，周恩来对江青极其露骨吹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次日江青被周恩来放在《人民日报》十分突出的地位报导。

陈伯达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此类通知是由周主导报毛批准的。江青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就主持了毛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大会。

周恩来还把江青在北京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周恩来还多次在会议上露骨吹捧江青。在1968年3月23日晚上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

有评论称，周恩来卑躬屈节、谄媚奉承吹捧江青，一手促成了江青的地位。

为求自保 周恩来文革中谁都可以出卖

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文革期间，周恩来为自保不断出卖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要打倒谁，周恩来就出卖谁。

陈破空在《中共不能说的秘密帮凶周恩来》一文称，文革中，毛泽东通过与周恩来、林彪的联盟，以非常手段扳倒刘少奇。在周林扮演的帮凶角色中，林被动参与，属于消极角色。周主动追随，属于积极的角色。

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文披露，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周恩来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周恩来连自己的亲弟弟和干女儿蒙冤时，都亲笔签字逮捕他们，连跟随他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能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