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翌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正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40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作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饶二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对他们二人进行帮助。
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座谈会先后召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核实饶的错误事实，第五、六次由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由饶进行自我批评。1954年3月1日，主持座谈会的邓、陈、谭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报告还指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错误的本质。”这份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并于3月12日在上面写了批语，只在第4页中将“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交中央政治局讨论。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让他在家里继续写出检查。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饶漱石还是服从的。此间，他的脸部神经痉挛症复发，看材料有困难，也不能写字。于是，由他思考后腹拟书面检讨纲目，一条条口授，由秘书记录整理，再念给他听，按他的意见修改。这样前后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才将书面检讨定稿。这份长达2万字的书面检讨，饶漱石承认了四个方面的主要错误：一是在淮南的黄花塘借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然后将陈挤走，独揽大权；二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上，趁陈毅谦让时玩弄阴谋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养期间深夜打扰毛主席，欲从毛主席口中探听中央对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组部长期间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
检讨书的末尾，饶漱石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宗派主义，把资产阶级权术运用到党内”等方面的问题。
饶漱石的检讨书交到中央后，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都看过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饶虽然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相配合”的问题，坦承“明斗安实反刘”。因此，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对饶漱石给予极大的宽容，决定批判从严，处理留情，不再追究有关饶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不再让他写检查了。对于饶漱石今后的处理，毛泽东与中央有这样的考虑：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政治上还要给出路。
1955年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在全国党代会之前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会义的程序中有“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针对有些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作出说明。毛泽东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中央对此问题的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一言九鼎，成为定论。因此，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仍然保留党籍。
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一切生活待遇不变。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但是，中央有一个布置，要秘书每周写一份“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应随时到中南海向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饶的问题突然升级，情况急性恶化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57人到会。
由于“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重大路线斗争，因而会议必须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第三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讲到这个问题。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总结了这场党内斗争的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段话格外引人注意。他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高岗的自杀而言的。本来，中央对于高岗的处理也是有考虑的，打算让他还当中央委员，派到陕西去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让他改过之后再提拨上来。因为中央考虑到高岗的才干和能力，历史上也有功劳，还要让他发挥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别严重的高岗，在1954年8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绝望，于8月17日自杀身亡。毛泽东和中央对高岗的自杀感到遗憾，决意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在对待饶漱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帮为主的宽大方针。
就在这时，一连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的发生，注定了饶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并在突然之间栽入深渊。当全国的党代会已经就高饶问题降低调门，并统一到“以帮为主，还要给出路”的意见上时，情况骤然生变。
会议进行的第三天，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表现反常的情况反映。反映中讲到：饶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多次向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牢骚。一是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联盟反党，说联盟应该是有协定，而协定又要有文字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协定，也没有拱手同盟的反党活动。因为反党就是反毛主席，他们根本没反毛主席，只是批评了刘少奇，自己当时的几条检讨和书面检查，都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二是这次挨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陈毅打击报复，从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要中央重新审理问题。陈麒章将这些情况书面反映给中央办公厅，中办转到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
代表们看了材料，许多人被惹火了，纷纷抨击饶漱石“果然很不老实”。说饶不老实，这是有根源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饶漱石避重就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不光否认与高岗有联盟，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的这种态度引起很多人不满，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刘晓、栗裕等人，都严肃批评饶不老实。现在，新情况与老问题结合起来，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不长的时间内，饶就要为自己翻案，足见此人“本质很坏，不可信用”。
接着有一份关系到饶漱石的材料印发到了会议上。材料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和维持社会治安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多达3300余人。这件事直接牵扯到饶漱石，因为当年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当时来说是必要而切实可行的，也取得了镇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绩，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公安部1954年11月烧起的第二把“大火”中（第一把“大火”是揪出了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的“反革命案”，此案后已平反），把“以特反特”方针的实施，当成杨帆的重大罪恶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将杨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审。
这份材料对饶漱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代表认为，这是饶漱石暴露出来的又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对敌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下了罪恶，杨帆的后台就是饶。尔今杨帆已入狱，饶也应该治罪。
党代会秘书处印发的两个材料，有如炸弹引爆，产生了令人震惊、震怒的轰动效应。这时的饶濑石，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差点把全党给蒙了，饶的问题远远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下了极大的罪恶。事实说明党内确实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些代表由此产生了对饶漱石政治历史的怀疑，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并非他所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成功收买敌连长”，而是被俘后变节由敌人派返党内的。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气氛下，高饶问题被重新提到了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与以前大不相同的讲话，首先重提了高饶联盟反党的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来看，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接着，毛泽东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
毛泽东的勃然动怒，宣告了饶漱石政治厄运的到来。在这次会议上，“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成为定论。饶漱石被宣布开除党籍。
事情的进展还不止于此。相隔1个月后的4月2日，又冒出了一个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是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听了毛泽东讲到“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这对他震动很大，加之杨帆“反革命案”的发生，与他这个当时主抓上海社会治安的常务副市长有关联，因此心理压力更大。为了向党表明心迹，4月1日，潘汉年找到上海市长陈毅，报告自己与饶漱石工作交往的情况。因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饶漱石，同时这件事也是潘汉年隐藏多年的心病。那是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从利于工作起见，经匆忙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这件事他怕受到组织的误解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
陈毅觉得这件事情不小，便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认为潘汉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多年，现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由于潘汉年的问题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一起，这样，饶又成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毛泽东这样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经过毛泽东的“拍板”，饶漱石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审讯。
1955年4月3日上午，饶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忧郁而坐，公安部的警车开到，公安干部宣读中央的逮捕令后，一双手铐铐在了时年51周岁的饶漱石手上，押上警车解走了。
问题恶化后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饶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后，公安部成立了“饶漱石问题专案组”，对他进行审讯。专案组经过将近一年的内查外调，对于怀疑饶漱石被捕后变节一事予以否定。证据表明饶在皖南事变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围困，当时确由警卫员用钱成功地买通了敌连长才得以脱险。建国初期杨帆实行“以特反特”的方针，除找到饶漱石请示同意实施外，具体的人和事与他牵连不上。至于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但饶漱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已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结案报告中，仍然确定“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同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闭幕报告中谈到关于党内斗争时指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饶漱石又一次被党中央、毛泽东划入“不可救药的人”之列，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但对于这样一个“罪不可赦”的反革命首犯，还是没有杀他。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这么一段话：“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
此后，饶漱的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直到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到这时，从被捕之日算起，饶漱石已经服刑10年。因为长时间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虑到饶漱石过去的革命经历和有过的革命功绩，由公安部上报中央，经过毛泽东批准决定对他予以假释。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从狱中出来，安排到一个农场，但不让他参加劳动，把他养起来。在生活待遇方面，中央给予了饶漱石极大的优待，配了服务员、厨师各1名，每月生活费200元。这在当时干部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数目，足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饶漱石在农场正好生活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7年9月，饶漱石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当时冲击一切的动乱年代，饶漱石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很有可能被红卫兵批斗、殴打而死掉。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狱中去世，终年72岁。
1978年下半年，陈云兼任重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见汪”的问题。经过反复核查档案材料，最终证实，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伪内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并非潘的个人行为。至于被李士群拉着去见了汪精卫，那也不是什么过错，也向中央请示过，而且中央当时对这些都是了解的，曾对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汉年的问题得到甄别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又查实，杨帆的问题，纯粹是江青插手在里面搅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她过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饶漱石批准使用“以特反特”的方针并无原则错误。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饶潘杨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得以平反昭雪。既然这个“反革命集团”都不存在，那么饶漱石的“首犯”帽子也应该摘掉。为此，中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错定为内奸”与错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两项罪名平了反。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于第436条注释中这样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发表的注释，实际上以独特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但是，中共没有公开替饶漱石平反。饶漱石对中共的巨大贡献没有任何人提及，有的安在陈毅头上，有的安在粟裕头上。这些巨大利益获得者也不愿意替饶漱石平反。邓小平一直打压粟裕谭震林等三野人马和这帮人昧着良心污蔑饶漱石替自己揽功劳是很有关系的。
粟裕谈上司饶漱石：他就是个书生，不懂军事，稍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
1944年3月5日，粟裕指挥新四军发起车桥战役。战至3月6日晨，新四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缴获92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
战后的3月8日，粟裕和叶飞联名致电新四军军部并报中央军委，将战役发起的缘由、经过、战果及战后敌情，上报新四军军部和军委。《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陈毅（时在延安）、刘少奇发来贺电，嘉奖参战部队。可是，粟裕却遭到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的来电批评，认为此战“似是不妥”，“对苏中敌‘淸乡’恐影响不大”，“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甚至联系百团大战后党内军内的有关争论，“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
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联名致电饶漱石，再次重申车桥战役发起的理由，并针对敌人报复的估计，指出“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参见《粟裕文选》第1卷583-585页）。形势发展正如粟裕估计的那样，车桥战后，苏中地区的日伪军再也无力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在涟水、宝应等地作短暂的“扫荡”。
3月13日，饶漱石复电称：“车桥战役既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告军部，同时在策略上应注意到局部和全体，今天与明天各方的联系。因为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
1978年4月，粟裕谈车桥战役时，针对关于百团大战的说法，指出：“打车桥同打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百团大战时是日军气焰正高涨的时候。而打车桥时，日军已经是锐气大减，穷途末路了。”他还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
饶漱石的人生转机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九千多人遭蒋介石重创，叶挺被捕，项英殉职。毛泽东当即重建新四军，饶漱石出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又先后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一年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举荐饶漱石代理自己的职务，饶漱石成为了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把手。几年后毛泽东对陈毅说：“他（饶漱石）也是少奇推荐的，少奇说他组织思想强。”
于是，一师师长粟裕与饶漱石有了往来的历史。
这时，新四军七个师活动范围各为一个战略区，独立自主抗击日伪军。粟裕所在的苏中区与饶漱石军部所在的淮南区（二师）被日伪军阻隔，两人直接来往不多，根据地建设，特别是主要进行的抗日游击战基本上各自为阵，少有由军部统一部署的联合行动，两人直接来往不多。
他们仅有的两次重要往来却令粟裕心情不愉快。
一次是黄花塘事件。
1942年10月与1943年6月，饶漱石两度主持会议，抓住过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度取代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旧事对他进行批判整风，密电毛泽东更换军长，说“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结果，毛泽东将陈毅召往延安，由张云逸担任代理军长职务。心情复杂的陈毅途中写诗说：“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
粟裕奉命参加过其中一次会议，饶漱石指定他第一个发言批判陈毅时，他虽然不知事情的严重性，但帮陈毅说了话：“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
随后他返回苏中作战，对陈毅离开一事毫不知情。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处听到一些传闻。”但这一事件后来成为粟裕挨批的罪责之一。
一次是车桥战役。
1944年3月，粟裕指挥发起“围点打援”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四百六十多人，伪军五百多人。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发表消息祝贺胜利。
饶漱石收到粟裕的汇报电后，却指责他 “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粟裕只得进一步阐述和解释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事实很快证明饶漱石的“担心”多余，日薄西山的日寇不攻反缩，苏中和华中的战略反攻随即开始。
此后饶漱石在军事上不再过问，对前方粟裕所请一般鼎力支持。
二、同处华东战略区，建议粟裕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1月至8月，粟裕和饶漱石开始了同处华东战略区，但并不在一个司令部共事的时期。一个与陈毅在华野司令部负责前线战役指挥，一个在后方负责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统筹党务、地方和后勤工作。
因华东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挥，饶漱石无权调度也无能力参与军事，两人除开会偶尔见面，往来极少。多是粟裕和陈毅致电毛泽东上报作战计划的同时按惯例顺便通报华东局，以便地方工作紧密配合。
如果说粟裕是“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饶漱石则似乎是“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两人一军事一政治，一前方一后方，均表现出色，功不可没。
这一年7月，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大别山，华野奉毛泽东之令仓促分兵三路，连打了南麻、临朐两个消耗战，司令部几个负责人员随之发生了意见分歧。
粟裕单独署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自请处分。毛泽东回电安慰他“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将华野主力部队交粟裕指挥，令其速去鲁西南配合刘邓作战。
似乎看出某些端倪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马上回复粟裕并报毛泽东，说他“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还颇体贴地叮嘱：“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这一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指令“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乐观地估计“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
他安排陈毅和粟裕专心指挥华野主力经营中原，山东内线的东兵团则交饶漱石指挥。不过，毛泽东也深知饶漱石从军履历不长，“学习战争指挥”并非能一蹴而就，因而东兵团事实上多由中央军委与他本人直接指挥。
1948年5月，毛泽东为让粟裕放手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突然决定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由粟裕接替其在华东野战军的职务。粟裕深感意外，再三谦让，毛泽东最后保留了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但人依然必须前往中原军区，粟裕则出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陈毅对这一组织调整没有思想准备，后来直到毛泽东催促后才离开华野。临行前，陈毅托人带给周恩来一封短信，其中说“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陈毅传记《传檄到中原》说：“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
另一部传记《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则记载了他突然被调中原的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饶漱石（后排右二）与粟裕（后排右一）合影
“这人”指的是长期培养饶漱石的刘少奇。此前不久，饶漱石奉命到西柏坡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会议，与他又相处了近半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