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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就是犯罪,大饥荒时上书中南海反映实际情况,年轻人遭判重刑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上个世纪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大地上,曾发生了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当时在城市,老百姓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大饥荒
大饥荒

造成上述惨剧的原因并不是中共宣传的是由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因为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至于是由于苏联逼债,更是无稽之谈。

根据荷兰学者冯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在1958年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此外,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有的人为毛辩解,说毛和中共高层并不了解底下的真相,但是,当时两位勇敢的年轻人钮惟新、蔡抚民的故事却让这样的辩解无法站住脚。

2011年,一本名为《中南海上书四十篇》的书籍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钮惟新。无疑,对于作者很多人是极为陌生的,然而,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与蔡抚民却不顾自身安危,做了一件大事:连续不断地给毛泽东以及中南海高官上书,披露“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灾难以及很多人被饿死的真相,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他们也因此最终入狱,饱受摧残。

大跃进下投身农村中学建设

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二期中的《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年轻人》一文,钮惟新1939年出生在江苏南京郊区的江浦县城,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江苏省师范专科学校(今天的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但他因为想学新闻当记者,因此没有去报到,打算来年再考。

然而,个人的命运时常为时代所裹挟。1958年,毛和中共发动了“大跃进”,整个国家陷入了癫狂状态。为了消灭城乡差异,及早进入共产主义,江苏省委和省团委号召在农村开办农业中学,并鼓动年轻人去奉献。钮惟新也是热血沸腾,回家就告诉父母自己决定到农村,以改变农村面貌。

当年6月,钮惟新提着行李来到了地处穷乡僻壤的江苏省睢宁县凌城公社,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创办了一所农业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年龄相仿的江苏人蔡抚民,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好友。

在这所新创办的中学,钮惟新教语文,蔡抚民教数学。两人还提出了入党申请,决定把青春奉献给所谓的新农村。不久后,因为他们工作出色,钮惟新被任命为凌城农业中学教导处副主任,蔡抚民被评为省级模范教师,学校也被评为全县一级先进单位,成为江苏省对外宣传交流的典型。

受“大跃进”各种跃进思想的影响,钮惟新也同样陷入疯狂中。他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夸张的散文诗“公社照相馆”;不仅如此,他还在课堂上、村头田间,向农民宣扬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很多农民选择了相信。

残酷现实出现

但疯狂过后报应就到了。1958年9月,时任中共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到河北、河南考察时,一路上看到、听到的都是粮食收成减产、农民在挨饿和大炼钢铁带来的种种灾难。招待所服务员告诉他,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燃料,有的煮饭锅也砸,当炼铁原料。”同年12月,彭德怀考察了家乡湘潭县乌石镇彭家围子,毛的故乡韶山公社等地,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于是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写了一封“万言”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这与毛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的论调完全不同。随后,彭德怀等人遭批,并被撤销职务。

在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同时,“大跃进”仍在1960年继续,农村饿死人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身在农村的钮惟新、蔡抚民感受非常直接,因为在凌城公社,公社的大锅饭已无法裹腹,每个人每天都吃不饱,许多农民还要靠采摘野菜充饥。

一天,钮惟新到学生家家访。在村里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他曾作过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画,此时却饿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他对钮惟新低声说:“俺多想喝上一碗苞米汤啊。”还有一对孤苦无依的老人在锅里熬着榆树叶,叹着气,不知日子该怎么办。

随着饥荒的严重,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很多人因为饥饿开始浮肿;就连学校的老师也饿得撑不下去,带着学生爬树摘树叶吃……

实地调查写出报告,上书中南海

残酷的现实击打着钮惟新,他不明白为何在“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如此凄凉的人家惨景?他以为这是个别基层干部瞒报造成的局部现象,于是他将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和所了解的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了中南海的毛泽东、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粮食部部长沙千里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然而,寄出去的信石沉大海。1960年冬天,凌城中学附近的李庄生产队,仅3天时间就饿死了20多人。钮惟新、蔡抚民听说后,非常难过,他们对现行的中共政策产生了不解,冷静下来的他们开始思考农村该何去何从。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搜集资料,探讨农业问题。

此前,两人曾利用假期去苏北、苏南一带考察,发现饥荒问题是个普遍现象,很多地方都存在饿死人的事情,农民怨声载道,“共产风”泛滥,农业发展受到重创。

1961年暑假,两人到苏北和山东的几个村子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们搜集的一首讽刺人民公社的苏北民谣是:“入社好,入社好,家无粮,外无草。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到户一条……”

他们又前往安徽等地农村考察,发现那里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确,大饥荒中,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他们在调查后,前往安徽省委反映真实情况。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钮惟新、蔡抚民走访了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多个农村,与上千民农民交谈,记录下了厚厚的五本《农村调查纪实》和《农民谈话录》。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问及农村出路时,90%以上的农民认可彭德怀的说法“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都希望把地承包给农民,谁多收归谁,不要再吃大锅饭了。当时安徽少部分地区农民还自作主张搞了“责任田”,包产到户,效果很好。

实地考察让钮惟新、蔡抚民意识到了公社化运动并不适合现在的农村,振兴农业的办法只能是包产到户。于是,他们决定向毛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们在五千字的《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中,讲述了他们看到的农村的真实情况,并建议,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包产到户并尽快在全国推行,他们还讲了包产到户的五点好处,而这些在18年后得到了印证。

写这样的与中共高层唱反调的意见书,在那样的年代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当然,即便在现在的中国,也同样如此。而钮惟新、蔡抚民这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那个黑暗的岁月中并没有丢弃良知和勇气。

基于此前的上书石沉大海,所以这次信写完后,两个人亲自前往北京,打算亲手将信呈上。1961年9月,他们来到了北京。在中南海新华门前,他们将给毛的信交给了有关人员;在国务院接待室,他们呈上了给周恩来的信;他们还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待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传达室、农业部接待室,呈上了给负责人的《意见书》。

顺利将《意见书》呈上并拿到收条后,钮惟新、蔡抚民如释重负,返回了苏北农村,继续从事教书工作。然而,直到冬天,他们都没有收到回信,而农村的惨况却依旧在加剧。心急如焚的他们于是又将《意见书》自费刻印数百份,分别寄给每个中央委员和各省、地、市的第一书记,希望引起全党的重视。

1962年1月,他们终于收到了邓子恢副总理的亲笔回复,称收到了信和材料,中央已决定将人民公社核算改为三级所有,以队为单位,这是部分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可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在中共这个一党专制体系里,能够拍板的只有毛。邓子恢很快遭到了毛的批评,钮惟新、蔡抚民希望的改变并没有出现。

从北京回来后,心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念的钮惟新、蔡抚民,还连续给毛写了9封信。1962年5月,他们再次给毛、中共中央、各省一把手等寄去《给我国领导人的一封紧急信》,并附上《农村包产到户试行办法》、《苏北农村现代民谣》等,希望引起中共高层的注意。

信中提到:“请您严重地关注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的危险形势,全民的体质因饥饿和营养缺乏正一天天衰退,生育率剧减,死亡率激增,土地肥力大大枯瘠,原来肥地变成了碱地,肥料极缺。社员们说以这样的地力,再过三四年土地就不长粮食了,那时人将饿死光了……”

真实的情况和声声的哀求,却依然没有让中南海改变。在9月下旬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会议再次批评邓子恢推行包产到户的想法,并撤销了以其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从会议上毛的讲话看,毛依旧关注的是党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上,而全会公报依旧在肯定人民公社,对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视而不见:“在农业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这是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被捕并被判刑

中共中央的决定其实也在预示着钮惟新、蔡抚民的命运。由于几年来奔走和营养跟不上,两人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1962年11月的一个晚上,钮惟新在批改作业时突然晕倒。学校给了他3个月的假,让他去广州的亲戚家休养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在那里。

1963年2月,钮惟新休养结束,启程回南京。在武汉坐轮船时,他在轮船停靠在芜湖时上岸观光,并在规定的半小时内回来。不料轮船竟然提前离岸,他只好改坐火车。而他留在船上的手提包因为无主,被乘警打开,发现里边有好几份油印的《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和几本厚厚的手写的“农村调查记录”,上边有不少和毛指示和中央相违背的言论,以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于是警察们认为事情重大,决定等候失主的到来。

果然,钮惟新前来找手提包,并因此被抓捕,被送到南京市公安局审讯。审讯中,他侃侃而谈,将来龙去脉一一道出。他还主动说虽然签名是两个人,但起草人是自己,自己负主要责任。不过,蔡抚民还是很快也被关押起来。他们在看守所被关押了3年,期间是没完没了的审讯。但不知是何原因,他们的案子一直没有结案。

随着1966年政治气氛的改变,两人的命运被确定。钮惟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蔡抚民以同样的罪名被判处5年。判刑后,两人被送到劳改农场服刑。钮惟新在江苏句容县农场服刑10年后,又被强制留在农场,不许回家。在服刑期间的1970年,他的母亲去世,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到底犯了什么罪;而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压力下,违心分手,嫁给了他人。

结语

文革结束后,直到1981年,钮惟新才被中共“平反”,恢复公职。他们当年提出的包产到户也在农村大力推行。如果现在两人健在,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是否反思过,造成他们乃至饿死几千万农民苦难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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