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审讯与处理经过（网络图片）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的李维民）

北大才子王实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花

知道王实味的人，一定也知道野百合花的故事。王实味是《野百合花》的作者，因《野百合花》里面的几篇杂文，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所以，一提到野百合花，总会想到王实味。他的悲剧人生，令象征纯洁、质朴、草根的野百合花，染上了点滴血色。多年以来，因王实味，野百合花似乎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今年是王实味遇难70周年。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冤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是延安整风运动被拿来祭刀的第一人，他是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牺牲品。

王实味1906年4月生于河南潢川，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家境清贫。他幼年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后因经济困难，只读了两年。1926年1月他加入了中共。1930年和北大同学刘莹结婚，生有一双儿女。

才华横溢

1926年，王实味在北大上学时，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

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投奔延安

1937年，31岁的王实味经范文澜介绍投奔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个性耿直，看不惯顶头上司陈伯达媚上压下的嘴脸，导致和领导关系紧张。但三年间，他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有一两百万字。他的很多译作直到中共窃国后还在再版。当然，那些译作上早已没有他的署名了。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不再翻译外文著作，开始写文章。

发表《野百合花》

1942年3月，王实味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五千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他在《谷雨》刊物上了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同月，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贴了几篇针砭延安时弊的文章。

他的文章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毛泽东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毛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野百合花》里，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景象。

短文里表达了他朴素的人性观念，这些应该与他的家教、北大学府的教育及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造诣有关。

他追随马克思主义，但不真懂，他把他们理想化了。他经常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骨子里，他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善良的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其实未必。

他的真话，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他的勇敢，在鼓舞大家也畅所欲言。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对陈伯达这样的领导发起批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面。各学校、机关纷纷效仿，办起内部刊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地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丁玲任主编的《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他们作出深刻检查。

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毛的批评意见，他置之不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了。

被选定作靶子

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担心刚开始的整风运动变调失控。于是，毛改变了原先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将反党的“自由化思潮”打压下去。

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上。

4月3日，中宣部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四三决定”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整风不久就转入了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

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对王实味的批斗。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95%，很快变为他的对立面。他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做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5月，中宣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邀请的百余人名单中，当然没有王实味。大家都心知肚明：王实味倒楣了！他是反面标竿，众矢之的的靶子。整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立刻就变成打人的棍子，也就变成延安整风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问题而被斗争的知识分子。

座谈会结束后，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发动更加猛烈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王实味藉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后来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接受批斗。现在的王实味，真正领教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人性是多么残忍，他真的灰心了，所以后来放弃了抵抗。

开除党籍 被捕坐牢

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是，他太天真了，党组织绝不会给他这种自由，而是要将他开除出党。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他捏造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10月23日，罪名上报并由毛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2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的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一段时间后，一贯拒绝认错的王实味，突然胡乱承认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审讯他的人说，王实味脑子出问题了！

他的消息传出来后，中共为了“辟谣”，放王实味出来见外面的记者。记者问他说：“你最近做什么事情呢？”王实味非常谦虚地说：“我在糊火柴盒子。”记者说，“我在他眼里面、眼神当中看见了无数的恐惧，看见了巨大的恐惧。”这就是后来的王实味。

惨死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已被囚禁了四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看守所被飞机炸毁。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驻在临县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接到报告后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晚，一个手提砍刀的年轻干部走进一孔小窑洞，拖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处，手起刀落，殷红的鲜血喷洒到干硬的黄土地上，染红了野百合花……死者是王实味。他被砍杀后，扔进一口枯井。

7月1日是中共建党日。嗜血成性的中共，偏选在那天杀害王实味。当年为整风运动拿他祭刀，摧毁扼杀了他的全部心智。这还不够，最后用他的生命为党庆做了祭品。王实味19岁入党，31岁到延安，41岁被中共杀害。

后记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中共建政后，她四处寻找丈夫。得知人已经被处决，她确信王实味是被冤枉死的。多年来她和儿女不断向中央写申诉信，多次到北京上访。1962年李克农临终前向刘莹承认，“王实味案”是纠缠他多年的一块心病。当年也落井下石的李维汉，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的建议。直到1991年春，公安部来人通知85岁的刘莹：王实味平反了。

生命已逝，平反有何用？在“延安整风”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被整死了。中共整人，恐怖到把人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地步，不少人跪下来磕头求饶都难免一死。王实味这样的悲剧，后来一直在不断上演，至今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