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上面的话语来自《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他由一个“圣洁的女殉道者”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为中共卖命的人），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

生平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06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熏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秋考入官办河南留欧留美预科学校。192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尤其是英语极佳）考取邮务生职务，随即派驻驻马店处理挂号信函，服务洋人邮政经理，薪酬30银元。

 

192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即以邮差和经理为角写出书信体小说《休息》。后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1926年1月，在三一八惨案（即刘和珍等学生在天安门抗议，遭段祺瑞政府军警击毙）后，北大舆论极其同情学运。鲁迅离开北大往上海避难，而王实味经介绍加入中共，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王实味次年因追求中共党员李芬遭到拒绝，并被支部书记段纯训斥。因此王负气脱队，离开北京大学南下谋生，也由此脱离了中共，先后经人介绍担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小职员、山东泰安中学语文教师。

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与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学刘莹结婚，这一年又加入鲁迅创办的左联，并翻译了列宁的遗嘱等。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

1936年夏，王实味回河南老家，任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 1937年10月，他在郑州与妻子儿女告别，只身经西安到达中共所在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任第七队队长，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书籍。

不过，这一回就他就没那么幸运了。造成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是因为错上了贼船！就如错入黑社会一样。

原来中共才是现在这些传销组织的祖宗啊，想脱离就直接把你做了，完全就是不法之徒的做法。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人的心理摸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得讲究一下门面和手法，接下来的一幕一幕就像一个个紧箍咒一样，王实味被捆绑死了。

延安整风运动“挂帅”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内流行的思想作风问题，拉开了此后“整风运动”的序幕。在此前后，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识青年也利用杂文等文学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萧军、艾青等著名作家为首“暴露黑暗”的文艺思潮。

1942年的延安整风（图片：《人民画报》 – 《人民画报》1962年7月）

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收入其选集时改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要“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正式发动了“整风运动”。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王实味也由此响应，3月相继在丁玲、萧军、艾青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杂志上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 3月26日，他还创办了壁报《矢与的》，发表《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评，产生很大影响，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在夜里提着马灯去中央研究院看壁报。

王实味在这些文章中，怀念十四年前被国民党处死的在北大初恋不果的中共女党员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转达了有些青年人对其上级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议：

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

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

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类主张“暴露黑暗”尤其反对特权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响，回应支持者甚众，但部分高级将领贺龙、王震等对此不满却更受中共高层注意，以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1942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就许多人抨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后总结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此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剧升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文学”、“杂文时代”等文艺思潮和观点，并断言这些都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不但裁决了“歌颂光明和刻画黑暗”的两派之争，而且由此确立了将思想观点流派之争归结为政治立场、敌我路线之争的批判清算斗争方式。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并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王实味拒绝认错，因此遭致从上到下的围攻批判，并且转为被追究十几年前曾与托派中两位前北大党员朋友王文元、陈其昌交往过两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延安的中共理论界、文艺界负责人李维汉、范文澜、周扬等相继出面引导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领军人物也纷纷检讨认错并反戈一击，而萧军等极少人则因曾为王实味陈情及拒绝随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肃。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扬等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会决议开除王实味会籍。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说：“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不听话的都被整死或者出走远离

不像王明、张国焘有条件出走远离。王实味，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其实，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中央研究院领导）等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对外说做糊火柴盒工作。

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王实味被中共中央社会部转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在山西兴县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该看守所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转移前经向中共中央社会部请示，获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将王实味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党庆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王实味被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当夜砍杀碎尸后埋入一眼枯井，时年四十一岁，成为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中共高层在当时显然以文字狱杀人为耻，毛泽东听说后也曾大怒，后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提及撇清，由此将处死王实味一事长期秘而不宣。

直到1978年，与王实味别离四十一年的妻子刘莹才从广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为反革命托派分子处决。作为历史见证人，她断定那是政治诬陷，于次年开始为其申诉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改正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1998年12月，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实味文存》。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份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多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头，要只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这一事实至今尚未澄清。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老战友、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交谈时，记不清怎么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刘继光说，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外调时，无意中发现那里存有康生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因为他不是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细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负责199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条目的编审工作。其中贺龙的条目是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执笔写的。有一天，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在我办公室交谈时，他说，王实味都说是康生批准处死的，但是有人又说是贺龙批准的，因为当时是在晋绥军区的地盘内，而贺龙是军区司令员，他想查清这件事。我马上想起刘继光给我谈的情况，建议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并经临汾行署公安处同意复印下来。回京后，他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在复印件上注明：“1988.8.22上午，贺龙传记组刘雁声同志送来”。

这三份文件，一份是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致

布礼

陈养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陈养山给康生、李克农的信（网络图片）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审讯与处理经过（网络图片）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的李维民）

陈养山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