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恐怖与纯化新社会
毛泽东放纵“打AB团”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换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图，即通过大恐怖来重建根据地的新社会?
从各方面资料分析，在20年代以后，毛泽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信奉者，毛领导开辟江西革命根据地本身就含有创建无产阶级新社会的明显目的，而创建这样一个新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依照这种思想逻辑，旧世界的代表和象征——地主豪绅及其依附于他们的知识份子，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为工农打天下就和消灭地主豪绅反革命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0年的赣南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即将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经过几年的经营，新社会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地内绝大多数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为数尚多的富农及地富出身的共产党员仍在根据地内生活和工作。1930年后，新社会改造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力打击残余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党内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在“肃AB团”中，地富出身的党员首当其冲，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即表明这种斗争所具有的“纯化”的性质。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长期以反教条、反极左而闻名，并由此获得全党的拥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却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极左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这尤其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方针上。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1930年6月，毛主持制订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23]。
这样看来，毛泽东决意发起“肃AB团”确实包含多重目的，镇压赣西南红军和党组织不仅在于翦灭组织上的离心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先行扫清党内的障碍，以推行毛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毛的世界里，镇压是和“纯化”互为联系的，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应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24]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于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和党的核心层，在新形势下，党内、军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变了策略，他已不再运用“肃AB团”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难道毛泽东已认识并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吗?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确实，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一句：“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25]，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不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尽管如此，在毛掌权后，确实已不在党内再搞“打AB团”一类的肉体消灭。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已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号令全党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1935年后，毛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产国际对他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随着毛在党大陆位的加强，他的主张和意见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从而也获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法理性。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1944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AB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年代初的“肃AB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AB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
【注释】
[1]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余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肃AB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不详。资料来源：一、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页634;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年9月23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又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89、144。
[2]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页171、205-207、348、357。
[3]《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576-77。
[4]《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5][6][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646、648-49;110。
[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页319。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93。
[10][20][21]同注[1]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11]《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00-101。
[12]赣西行委：《通告西字第7号》(1930年10月21日)，转引自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团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1988年6月)，页203。
[13]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14]参见注[2]龚楚，页353;但据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15]李文林在1930年11月底被总前委秘密逮捕，项英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获释，于1931年2月被派往万太河东肃反委员会工作。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后，推翻项英的决定，李文林于1931年7月再次被捕。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冠之于“AB团首犯”遭处决，至1987年尚未平反。
[16]转引自注[9]戴向青、罗惠兰，页98。
[17]《省行委紧急通告第9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上书，页105。
[18]见注[1]《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
[19]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注[9]戴向青、罗惠兰，页105-106。
[22]1931年，毛泽东与从苏联返国的无线电技术干部涂作潮争论即如此说，参见涂作潮：《我跟毛主席发的一次火》，《百年潮》，1999年第5期，页25-27。
[23]《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24]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24。
[2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9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