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实味的人，一定也知道野百合花的故事。王实味是《野百合花》的作者，因《野百合花》里面的几篇杂文，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所以，一提到野百合花，总会想到王实味。他的悲剧人生，令象征纯洁、质朴、草根的野百合花，染上了点滴血色。多年以来，因王实味，野百合花似乎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上面的话语来自《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他由一个“圣洁的女殉道者”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为中共卖命的人），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
生平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06年3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熏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秋考入官办河南留欧留美预科学校。192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尤其是英语极佳）考取邮务生职务，随即派驻驻马店处理挂号信函，服务洋人邮政经理，薪酬30银元。
1925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即以邮差和经理为角写出书信体小说《休息》。后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1926年1月，在三一八惨案（即刘和珍等学生在天安门抗议，遭段祺瑞政府军警击毙）后，北大舆论极其同情学运。鲁迅离开北大往上海避难，而王实味经介绍加入中共，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王实味次年因追求中共党员李芬遭到拒绝，并被支部书记段纯训斥。因此王负气脱队，离开北京大学南下谋生，也由此脱离了中共，先后经人介绍担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小职员、山东泰安中学语文教师。
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与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学刘莹结婚，这一年又加入鲁迅创办的左联，并翻译了列宁的遗嘱等。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
1936年夏，王实味回河南老家，任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 1937年10月，他在郑州与妻子儿女告别，只身经西安到达中共所在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任第七队队长，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书籍。
不过，这一回就他就没那么幸运了。造成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是因为错上了贼船！就如错入黑社会一样。
原来中共才是现在这些传销组织的祖宗啊，想脱离就直接把你做了，完全就是不法之徒的做法。因为毛泽东把中国人的心理摸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得讲究一下门面和手法，接下来的一幕一幕就像一个个紧箍咒一样，王实味被捆绑死了。
延安整风运动“挂帅”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内流行的思想作风问题，拉开了此后“整风运动”的序幕。在此前后，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识青年也利用杂文等文学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萧军、艾青等著名作家为首“暴露黑暗”的文艺思潮。
1942年的延安整风（图片：《人民画报》 – 《人民画报》1962年7月）
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收入其选集时改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要“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正式发动了“整风运动”。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王实味也由此响应，3月相继在丁玲、萧军、艾青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杂志上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 3月26日，他还创办了壁报《矢与的》，发表《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评，产生很大影响，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在夜里提着马灯去中央研究院看壁报。
王实味在这些文章中，怀念十四年前被国民党处死的在北大初恋不果的中共女党员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转达了有些青年人对其上级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议：
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
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
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类主张“暴露黑暗”尤其反对特权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响，回应支持者甚众，但部分高级将领贺龙、王震等对此不满却更受中共高层注意，以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1942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就许多人抨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后总结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此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剧升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文学”、“杂文时代”等文艺思潮和观点，并断言这些都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不但裁决了“歌颂光明和刻画黑暗”的两派之争，而且由此确立了将思想观点流派之争归结为政治立场、敌我路线之争的批判清算斗争方式。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并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王实味拒绝认错，因此遭致从上到下的围攻批判，并且转为被追究十几年前曾与托派中两位前北大党员朋友王文元、陈其昌交往过两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延安的中共理论界、文艺界负责人李维汉、范文澜、周扬等相继出面引导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领军人物也纷纷检讨认错并反戈一击，而萧军等极少人则因曾为王实味陈情及拒绝随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肃。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扬等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会决议开除王实味会籍。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说：“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不听话的都被整死或者出走远离
不像王明、张国焘有条件出走远离。王实味，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其实，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